选举权利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政治利益的表达、人民主权的实现密切相关。权利救济理论表明,如果每种权利都能在既定的轨道中合法运行,就不存在救济问题。然而,现实生活向我们证明权利的实现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侵害,这就使得救济成为必要的手段。因此,选举权利的实现不仅以宪法和法律所提供的制度保障为前提,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还需要有一系列救济措施予以纠偏,以实现对受损权利的补救——此即权利救济制度。本人通过几年来对宪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感悟深切地体会到,要实现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宪法蓝图,实现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就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广泛、自觉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为前提和起点,以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为保障。而选举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权利,其实现不仅需要保障制度对其予以确认,也需要救济制度在其受到侵害时对其予以补救。因此,我选定了“中国选举制度中的权利救济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本文的逻辑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选举权利的理论分析。本章试图从选举权利的本体论角度出发,分析选举权利的概念、性质和结构等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后进行的立论奠定基础。本文将“选举”界定为“在民主政治制度的背景下,具有选举资格的公民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选择国家代议机关代表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而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选举等排除在外。与此相适应,笔者将“选举权利”界定为“具有法定资格的公民依照法定的程序与方法参与选举或被选举为国家代议机关代表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本章指出,选举权利具有政治性、普遍性、平等性和竞争性等四大特点,尤其是其作为社会成员实现政治利益分配的资格,具有鲜明的竞争性。本章对选举权利的性质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固有权利说、社会职务说和权利兼职务说这三种较为典型的学说的介绍,更为赞同权利兼职务说,认为选举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政治权利,在行使这项权利时其前提是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此外,本章也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结构展开了详细分析。第二章：选举权利救济制度概述。本章在对选举权利救济制度展开论述之前,首先对选举权利保障制度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认为,选举权利保障是选举权利救济的前提,没有对选举权利保障制度的违反,也就谈不上选举权利救济的实施。在此基础上,笔者对选举权利救济的内涵、类型和前提进行了一一阐述,认为选举权利救济是当选举权利受到侵害时,相关主体得按照法律规定寻求自力解决或请求相关国家机关给予解决的机制。选举权利的救济途径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以罢免为典型表现方式的自力救济、选举监督和选举诉讼。其中,罢免是指选民或代议机关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在不称职的国家代议机关代表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任期届满之前用投票等法定方式剥夺其任职资格的行为。选举监督是指对选举过程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活动的总称。选举诉讼是指相关权利主体围绕选举活动中的争议纠纷而向法定机构提起的诉讼。第三章：中国选举权利救济的历史、现状与不足。本章首先追溯了中国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权时期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的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历史发展,并逐一分析了中国罢免、选举监督和选举诉讼的现状和不足。在深入分析这三种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罢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罢免的理由缺乏明确性、程序缺乏完善性、权利主体明显偏移；选举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选举监督机构缺乏中立性、选民监督有名无实、选举监督的对象不全面；选举诉讼存在的问题是：选举诉讼的管辖机关缺乏专门性、程序设计存在缺陷、管辖范围比较狭窄。第四章：域外及中国港澳台地区选举权利救济的制度设置。本章对罢免、选举监督和选举诉讼进行了一一介绍。在罢免方面,笔者分别介绍了直接罢免和间接罢免的制度设置,而且由于这两项制度的“杀伤力”都很强,因此各国在运用时都抱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轻易不启动罢免程序。在选举监督方面,着重分析了选举监督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内容,并探讨了其与选举诉讼的关系。在选举诉讼方面,本章介绍了选举诉讼的管辖模式,在此基础上分别介绍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选举诉讼体制,并指出这些国家的选举诉讼体制既存在明显的区别,也有很多共通之处。第五章：中国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进路。针对第三章中提出的选举权利救济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本章相应地对三种选举权利救济制度分别提出了完善进路。首先,对于罢免制度的完善而言,主要是要明确罢免的理由、完善罢免的程序、转换罢免的方式；其次,对于选举监督制度的完善而言,主要是要设立专门的选举监督机构、设计严密的选举程序、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最后,对于选举诉讼制度的完善而言,主要是要设立专门的管辖机关、设计具体的诉讼程序、拓宽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六章：余论。在本章中笔者指出,尽管中国的选举制度设计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很多地方并不落后,但在操作实践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而这种差距并不能单纯通过我们前文所探讨的制度设计层面进行弥补。这就需要我们在完善制度本身之余,还必须创造有利于制度生存的主客观环境。此外,就选举权利救济制度而言,我们还必须关注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全方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