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和陆文夫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意义的作家。作为江苏作家的他们,共同吸收着江南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丰富的人生历程中传承着他们对传统文化历史的理解并进行升华。我发现他们都从社会民情的视角出发,这里的民情,不仅仅是民俗或者民风,它是社会人们生活状况、风俗等方面的综合。他们关注社会日常的生产、生活,关注社会漫长历史的进展。而作为作家,作为文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追求着文学的意义,同时对社会时代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作品从文学理想到小说叙事角度,到人性和时代性的追求,都没有与社会民情脱离,但都不是纪实报告文学。汪曾祺和陆文夫对日常的把握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尽量把作家和小说人物一起文人化,另一个是只把作者自己文人化,而把小说人物时代化；一个重于作家艺术理想,个重于社会生活现实。但我想从这里恰好看出两位作家给我们传达了不同的精神价值,汪曾祺更偏重于精英的价值,而陆文夫更偏重于世俗的价值。从他们创作的务实角度来看,普通的人物及其生活才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状态,虽然他们的叙事立场不一样,但他们书写的富有特色的日常生活对记录和认识中国民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研究他们小说中记载的民情史,至少可以让我们发现作家在小说中的社会民情描写是不是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相差太远。于是,我决定给他们冠上民情“特殊撰写者”的帽子,从他们的小说创作出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意义,价值,以及文学与时代环境多方面的关联。因此,尽管文学的意义存在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但对社会民情的包纳度,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文学一直行走在探索意义的路上,比如“伤痕”、“反思”、“寻根”等小说潮流与社会民情关系密切,而汪曾祺和陆文夫与它们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尽管艺术必须要天马行空,尤其是文学自身的想象性和虚构性要求创作者尽量开拓新路,但是文学的基础毕竟还是生活,是社会现实里的生活,即使是历史取材也是对一段历史中的社会生活的书写。在这个丰富与复杂的文学世界里,尽管文学理想不同,但汪曾祺“传统历史化”的“文人”小说,陆文夫“时代宣言化”的“记者”小说,都是社会民情的反映,都展现着文学自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