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但同时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的影响;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同时面临着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的情况;全球治理越来越需要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同时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挑战。面对这些情况,人类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有与之对应的新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迈进了强起来的伟大征程,需要不断创新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以适应新时代新征程,这亟待新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着眼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于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在理论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三方面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理论来源,决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理想,这是涵育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土壤,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智慧中国立场;三是西方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学说,这是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因素,表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在实现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三方面基础,一是二战后联合国的有效运行,联合国现已有效运行了70多年,虽然一直存在各种问题,但已形成一系列得到国际社会基本认可的原则和机制,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二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是相互统一的,没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也将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传播与认同;三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提出、发展、认同的现实条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的条件,不能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从一般意义上谈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价值主体、划定了时代边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价值导向;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义性确证,为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提供助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其内容、特征和功能上。从内容上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其主要内容,它反映了中国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三个层次互为条件,相互融合。需要指出的是,六个内容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深具全新的理论内涵,即便是字面一致,也非西方概念的翻版、再版。全人类共同价值富有兼容性、开放性、时代性、共建性等特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当前全球治理具有价值凝聚功能,对于各国的行为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为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化解全球治理难题、走出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南。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重理论意蕴。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本质等;蕴含了深厚的政治学理论意蕴,可以从国家的起源和形式、国家利益等角度进行解读;蕴含了深厚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现了国家安全、世界格局、全球治理等多重意蕴;蕴含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蕴,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矛盾、教育内容、思想与行为等基本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中国特色与探寻世界意义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特色,全人类共同价值探寻其世界意义,二者相辅相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人性论基础不同,理论特质不同,实践结果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提升其国际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做好三个方面的分析,即主体分析、影响因素分析、提升路径分析。在主体方面,我国要平等对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认同的各个主体,合理划分主体类型,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在影响因素方面,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旧观念都影响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我国应该在积极推动国际传播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性认同、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理性认同、在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理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