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对我们而言既遥远又亲切。在经济迅猛发展的21世纪，商品交易已称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合同的订立也日益频繁。不管是自动售货机上进行的“人机交易”，还是经过数周谈判达成的合同，都是其在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合同以不同的方式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在过去数百年，合同也经历了些许变迁。实践中，有一种被迪特尔·梅迪库斯称作是“以变态的方式出现”的合同，在各大行业中，如铁路业、邮政业、保险业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类合同统称为一般交易条款合同，或格式条款合同。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的规范，“格式条款，指为多数合同预先拟就的一切合同条件，其在订约时由合同当事人的一方（使用方）向合同当事人的另外一方提出。”由于此类条款在合同签订之前就可预先拟定，为双方省去了不必要的谈判与磋商过程，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此外，格式条款通常为不特定第三方所拟制，其适用对象较为广泛，便于使用方对合同订立程序的统一化，从而节约了成本。介于以上两条主要优势，格式条款的应用成为主流趋势也不足为奇。然而，任何事物多是利弊的结合体，格式条款也不例外。恰恰由于格式条款是预先拟定的，相对人对其仅有否定的权利，而无权对其内容进行变更，致使相对人的合同自由权大打折扣。另，作为格式条款使用方与相对人的典型代表，即经营者与消费者，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望而知：作为经济强势且通常处于垄断地位的经营者常常利用格式条款使消费者放弃自己的一些合法权利，或者设置一些不合法的免责条款，逃避自己需要履行的义务，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霸王条款”。为了防止格式条款的滥用，各国纷纷立法，对其内容进行控制。以1976年德国制定《格式条款法》为例，最具有代表性。该法的实体法部分在2002年欧盟指令的引导下，成功被纳入《德国民法典》，成为德国债法改革的一大亮点。　　有关格式条款的规范被规定在新文本第305条至第310条中，内容详尽，包格式条款列入合同的要件、特殊情形的列入、不列入及不生效力情形的法律效、内容审查、价值判断性禁止约定、非价值判断性禁止约定和适用范围。为了障合同的公平性，保护处于经济弱势的相对人利益不受侵犯，立法者为格式条使用方设立了双层“阻碍”。首先，只有当条款满足下述三个基本条件时，才列入合同，分别为明示对方，相对方知悉以及相对方同意。满足以上规范的条可以成为合同条款，然而其是否生效还要经过格式条款内容审查的筛选。这也是德国立法严谨、灵活的最佳体现。在内容控制部分，立法者不仅明确列出了有裁量余地的禁止约定，而且还设立了可以使法官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判断的禁约定，最后，为“漏网之鱼”设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格式条款效力判定的最高原则。层理清晰，立法思想全面而完善，因而笔者将德国格式条款法的内容控制部分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对其发展历程和相关法律条款做出了解析。最后，对我国《合同法》格式条款部分进行概括性分析，并将《德国民法典》格式条款部分之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作为合同法在20世纪的重要发展而广泛采用的格式条款制度，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借鉴之际切不可采取“拿来主义”。比较理智的方法是选取个别国家的优良成果，例如德国的《格式条款法》，对具体的条款进行进一步的解析。我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直到1993年才拟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第一次正式提出“格式合同”的概念。对格式条款的规范也是在1999年《合同法》中首次通过的。其实施期限不过20年，对于部芬细节还有待修改，比如，有关格式条款纳入部分的规范适用范围较小，仅涉及到免责条款部分；或者对于免责条款一律无效的规范，法学界还存在争议等问题。但是笔者相信，只要我们虚心接纳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并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必将在格式条款立法方面得到改进，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化的法律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