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国王在核心区建造宫殿,并在周边地区组织皇室服役人口,以及建立军队、灌溉农业、修建寺院。随着与首都实际距离的增加,每一层的自治权都在增加。例如,在附属省级地区,省长、朝廷官员和士绅首领比核心区的同身份者更有权势,各省的官员和阿赫穆旦比例比核心区少,但士绅首领和阿台却更多。在朝贡地区,地方世袭阶层占据更大比例,他们通常只是以最边缘和最间接的方式融入帝国。12、13世纪的蒲甘王朝,16世纪中期的东吁王朝,17、18世纪的阿瓦王朝以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贡榜王朝都是中央集权政体的例子。在这些时间段中,国家在核心区呈现有效管理、维护灌溉系统、组织良好和富有成效的军队,在中间和外围地区控制最小的离心倾向。在缅甸王朝中后期,则呈现中央权力薄弱、财富减少、合法性受到质疑,其人力和物质资源被下放到地方一级,首都将只成为几个相对平衡的权力中心之一。公元14世纪初和16世纪初在上缅甸、西北部的阿拉干和下缅甸孟国,都是权力下放政体的例子。并不能使用“行政循环”一词表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在缅甸整个王朝时期的重复更迭,也不能用“线性发展”一词表达统一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缅甸王朝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变迁性”双重特征。从延续的视角来看,蒲甘、东吁、贡榜王朝相似的曼荼罗结构和分级领土制度塑造了松散的垂直行政和横向上破碎的区域管辖,中央-地方权力关系呈现出“世袭官僚国家”对王权的神化和依赖、基于血缘或婚姻联系的恩庇侍从关系、中央-地方二元权力结构、从中央集权到地方权力中心的反复循环等一系列稳定特征。从变迁视角来看,在16、17世纪海上贸易繁荣和18世纪新的统治阶层掌权对农业重新进行官僚化控制的背景条件下,17世纪省级行政制度实现了突破性转折、中央行政管理在地区持续深化、边缘地区逐渐向王朝实质控制范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