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民族英雄”争论折射出的是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上的新知识体系何以可能的问题,晚清士人重新解读了文天祥的一生,并对“应当抗元与殉国”这一道德律令赋予不同于历史语境的全新意义,即将原本“人-天”一体的境况下,人通过“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最高价值的“意义之网”暗自抽离,巧妙镶嵌入“民族性”的概念,将这一论证转化为“生而为炎黄子孙,就必须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英勇就义”的全新命题。后者符合时事的语境,于是渐渐成为“唯一正确”的话语体系,被人们“记忆”和颂扬,而“天下-华夷”被“忘却”,成为难以自我表达的“失语者”。正是历史材料被重新编织、解释而产生新历史知识体系,而这套体系又促成“立宪”、“改良”和“革命”诸种种实践活动;反过来,实践的结果则反证新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与合法,三者在“勾结共谋”中实现了从“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的大转型。本文第一、二章分别对作为理解框架的“天下-华夷”和“世界-民族”两大话语体系进行深描,二者是大转型的基本内容;第三章通过对文天祥“应当抗元与殉国”道德律令的论证,揭示出大转型发生的基本思路和逻辑,并反思“民族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民族英雄”的实践,并总结这场转型对今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