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1956年间,国家政权形态的改变带来了文化政策的调整,确立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新秩序,文学史写作也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之中,政治因素成为当时文学史写作中突出强调的内容。在此期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丁易著)、《新文学史纲》(张毕来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著)四部文学史著作,较早对中国现代新诗进行完整形态的文学史呈现,在新诗叙述与诗人形象的塑造中,既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也有政治规约之外的文学性的表达,表现不同的新诗叙述形态和书写策略,由此折射出中国新诗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章首先论述了文学秩序的重建以及对文学史新诗叙述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文学秩序和话语空间具有多元化特征,新文学史的编写也处于自由状态,呈现出不同的书写形态和鲜明的学术个性。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初步建立了新的文学秩序,并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新文学史教材编写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而被重视起来。文学史的新诗叙述受到文学新秩序的制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史叙述新诗的主流线索和评价标准,建国初期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也影响了新诗观的形成,具有政治化倾向的诗学观念在文学史新诗叙述中起到了导向性作用。第二章分析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新诗叙述的初步尝试与修订。王瑶在这部文学史著作里,第一次将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新文学史写作结合起来,体现出一种政治选择。叙述新诗时,用平均的笔墨叙述诗人和诗歌流派,没有重点突出新诗“大家”的文学史地位,呈现出一种原初的新诗叙述形态。在诗人诗作评价上,王瑶表现出徘徊于政治意识与诗学思维之间的矛盾状态,并受到了批评,在对文学史新诗叙述的修改中,体现出政治与学术的纠缠关系。第三章论述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在向“政治化”转向过程中表现出新诗叙述形态的新变。丁易在文学史叙述中体现出的“现代”内涵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和趋时性特点。在新诗叙述上,形成以“作家论”为中心的诗人形象叙述形态,以诗人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倾向为标准,严格控制诗人入史的资格,提高了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排斥反动没落的诗歌流派。丁易以政治化和大众化为评判新诗优劣的叙述标准,在新诗叙述观念上,表现出在向意识形态转向与诗歌本体意识缺失之间的困惑。第四章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为中心论析了新诗叙述的另一种形态,在政论中叙述新诗的新范式。张毕来将对新诗发展格局的论述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同统一起来,重点突出新诗的统一战线与进步性,按照阶级属性划分新诗的阵营,描述出新诗的分化与不同发展方向。张毕来以政治的标准评判诗人诗作,将资产阶级诗人作为批判的靶子列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同时把郭沫若的文学史形象提高到新的高度,肯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本质。第五章分析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体现出的对新诗政治化剪裁与微观化叙述的特征。刘绶松在叙述新诗过程中,延续了文学史研究的同质化理论和政治化叙述,按照政治标准对现代诗人进行大角度剪裁,使得入史的诗人数量严重“缩水”。同时,刘绶松将郭沫若树立成文学史的“经典”诗人形象,对闻一多进行着重的论述分析,提高了闻一多在文学史上地位。刘绶松将宏观的诗学观念和微观的艺术分析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线索来构成文学史的新诗叙述,反对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坚持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标准,体现出细腻的鉴赏能力。第六章主要概括了五十年代文学史新诗叙述的特征、形态和“经典”的建构过程。在民国时期,文学史新诗叙述具有多元化的叙述特征,同时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历史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一体化的文学秩序使得文学史对新诗的叙述由多元走向了统一,政治化倾向明显加强。五十年代文学史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新诗叙述形态,新诗叙述存在于文艺思潮介绍、新诗流派评述、诗人评价和诗作解读之中,并在文学史的书写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文学史的书写策略对新诗经典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文学史中所树立起的“经典”新诗受外部语境的影响较大,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经典”的意义受到很大的质疑,新诗“经典”一直处在建构之中。结语重点阐释了在王瑶、丁易、张毕来和刘绶松文学史著作中新诗叙述所表现出的政治与诗学之间的裂隙,艺术精神和诗性原则并没有因文学史写作具有政治化倾向而彻底消失,而是以暗流的方式存在于文学史叙述的夹缝之中。在文学史新诗书写过程中,存在着对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有限性认知和叙述的问题,文学史观、新诗观决定了新诗的叙述范围,文学史写作体式影响着新诗叙述的格局,文学史塑造的新诗经典也是有限发掘的结果,这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可延展的叙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