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抗战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妇女参与的救济事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组织机构和妇女对抗战所做的贡献的考察，探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妇女参与的救济事业，以丰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认识，并为当今的妇女工作提供借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涉及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成为了抗日力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日作战，占人口半数的中国妇女也纷纷走出家庭，与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国民政府时期的妇女领导机构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与其在各省、县的分会，二是新运妇指会及其所属的海外工作委员会，新运妇指会利用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各省、县分会组织开展工作。中共方面在长江局之下设妇女工作委员会领导组织妇女工作，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由于抗战初期妇女团体名目众多，缺乏共同的斗争纲领、各团体的妇女行动分散，缺乏全国统一的领导的妇女组织，因此在宋美龄的倡导之下召开了庐山谈话会，庐山谈话会促进了国共在妇女界的统一战线，庐山谈话会确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界的最高指导机关。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进步文化乃至文化界的压制愈演愈烈。针对这个情况，在南方局领导下的中苏友好协会之下设立妇女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取代妇指会成为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抗战时期妇女们积极的参与抗战，参军参战服务战地；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掀起了节约献金救国的高潮；妇女们缝制鞋襪，并在鞋襪内附慰劳信，鼓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抗战一日不停，捐献与慰劳工作誓不中止；对难童的教养方式从以前的“养”到“养教合一”，注重锻炼难童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妇女救济事业不仅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推动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