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自然人、团体、法人等将累积的财富用于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营利性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呼声伴随着这种社会趋势愈发强烈,且参与意愿与力度也随之逐渐增强,催生了其从事慈善活动的新途径,即发起设立基金会。自2004年3月我国发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以来,作为非公募基金会一种的企业基金会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日渐成为慈善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由于企业基金会特殊的生成机制以及我国社会组织治理改革的滞后,国内企业基金会在治理设计上并没有取得同步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之所以将公司治理的研究投向我国企业基金会,不仅因为企业基金会作为现代慈善组织有对治理机制的一般性要求,而且因为企业基金会在非营利组织制度中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企业基金会由营利性企业设立,在物力、人力等有形或者无形资源的获取上对发起企业存有高度依赖,拥有其他类基金会所不具有的将社会性目的与经济性动机结合的特性,从而拥有双重身份,一种是独立法人身份,另一种则是服务于发起企业慈善动机的组织身份。这就决定了企业基金会的运作容易受到发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机,比如利益相关者管理、形象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发起企业也有参与企业基金会治理的动力。这些使得对企业基金会治理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类型基金会更具意义。基于此,本文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考察我国企业基金会的特殊性,以及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有效性。在第一章引言中重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基金会的设立原因、表层与深层特殊性以及基金会治理等研究领域,介绍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第三章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部分,首先介绍了公司治理向社会组织治理转型过程中企业基金会所处的制度背景,其次分析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在本文研究的适用性,并从这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基金会捐赠行为和绩效的特殊性,最后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基金会内外部治理机制存在治理效应的内在逻辑。第四章开始进入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以2011-2014年包含企业基金会数据在内的非公募基金会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并整理其财务特征、治理特征和捐赠行为特征等方面的信息,从企业基金会及其治理特殊性的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其捐赠行为和绩效的特殊性,挖掘发起企业参与基金会运作可能存在的“双刃剑”影响,进而在此情境下验证理事会、监事会、外部审计、债权人等企业基金会内外部治理机制与绩效之间的具体关系,探究企业基金会治理机制的治理有效性。第四章考察了企业基金会与其他类型非公募基金会,以及不同性质企业背景的企业基金会之间的捐赠行为和绩效的差异,结果表明因存有发起人为营利性企业的特性,企业基金会捐赠行为和绩效具有特殊性,表现为相较于其他类型非公募基金会,企业基金会捐赠行为表现出多样性与非关联性,即年度捐赠项目更多和项目持续率较小,且在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基金会中更为凸显。同时,企业基金会运作绩效更好,即较高的业务活动成本率和较低的管理费用率,且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基金会管理费用率更低。这些发现意味着企业参与基金会运作存在“双刃剑”影响,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发起设立的基金会中表现更加明显,一方面企业基金会实际上是发起企业实现利益相关者管理、形象管理、声誉管理等动机的真正代理人,在行为上容易受到发起人从事慈善活动动机的约束;另一方面,发起企业有参与企业基金会治理的动力。第五章考察了企业基金会内部治理机制有效性,结果表明部分内部治理机制设置不同,企业基金会的绩效存有差异,且在不同性质发起企业背景,以及不同捐赠行为特征的企业基金会中表现不同,体现为1)相较于理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基金会,理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基金会拥有较高的业务活动成本率和更低的管理费用率,且在非国有发起企业背景,以及捐赠项目较少和持续率较大的企业基金会中更为显著;2)女性理事比例对企业基金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且在不同性质发起企业背景,以及不同捐赠行为特征的企业基金会中没有明显差异;3)监事会规模和女性监事比例分别与企业基金会绩效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在不同性质发起企业背景,以及不同捐赠行为特征的企业基金会中没有明显差异。这些结论表明,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规模较大有助于其运作绩效的提升,且在非国有企业背景,以及捐赠项目较少和持续率较大的企业基金会中更为凸显,而女性理事、监事会等均没有发挥治理效用。这说明企业基金会理事会能够发挥治理效用,但会因发起企业参与基金会治理的意愿和力度不同而引发“挤出效应”。第六章考察了企业基金会外部治理机制有效性,结果表明外部治理机制设置不同,企业基金会的绩效存有差异,且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性质企业背景,以及捐赠行为特征不同的企业基金会中表现不同,体现为1)相较于选择非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基金会,选择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基金会拥有较高的业务活动支出率和更低的管理费用率,且在非国有企业背景,以及捐赠项目数量较少和持续率较大的企业基金会中更为显著;2)相较于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基金会,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基金会拥有较低的业务活动支出率和更高的管理费用率,尤其在国有企业背景和捐赠项目持续率较小的企业基金会更为凸显。这些研究结论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有助于提升企业基金会的运作绩效,但会因发起企业参与基金会治理的意愿和力度不同而引发“挤出效应”。而债权人不仅没有发挥治理效用,反而因其固有的还本付息特性有损于企业基金会的绩效,尤其是在国有企业背景和捐赠项目持续率较大的企业基金会中。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不足与下一步研究。囿于数据的可得性较低,本文未进一步研究企业基金会运作是否受到除性质特征之外的发起企业其他特征的影响,以及企业基金会的运作对发起企业,比如绩效、管理层晋升等方面的具体影响,这是本文的不足,也是后续研究关注的重点。另外,仅限于探讨基金会资助项目数量和持续率等表面的捐赠行为特征,没有深入探究更为具体的捐赠行为特征,比如资助项目所属地区是否是企业产品主要销售地区等。囿于数据收集的局限,对于企业基金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探讨局限于规模和女性成员比例变量,未考察更深层次的结构层面特征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当然,本文只关注单一治理机制的治理有效性,而两种或两种以上治理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待考察。随着基金会,以及相关发起企业信息披露愈发完善,未来定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可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一是从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视角剖析企业基金会的捐赠行为和绩效的特殊性,丰富社会性组织和经济性组织交叉领域的研究;二是考察不同性质企业背景基金会之间的捐赠行为特征和绩效水平差异,拓展营利性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动机的研究;三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挖掘企业基金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效应,深化企业基金会治理研究;四是考察不同性质企业背景,以及捐赠行为特征不同的基金会治理机制的治理效应的差异,拓展企业基金会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研究。而本文的实践启示可能在于,一是鉴于企业基金会拥有更高的绩效水平,政府及监管部门可以制定更为适宜的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基金会的发展,保障其成为真正的公益组织,而非发起企业实现慈善动机的工具;二是从改善内部治理结构入手,加强企业基金会决策自主性与监督有效性,比如适当地增加理事会人数,引入社会公众进入监事会等;三是强化外部约束,尽可能地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机构,比如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四是选择合理的获取资金的渠道,在企业基金会自身造血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应慎重地选择通过负债获取资金的方式;五是发起企业应当适度地参与企业基金会治理,最大化经济性组织参与社会性事务的优势,尤其是国有发起企业,以及捐赠项目较多和持续率较小的企业基金会的发起企业,防止其对其它治理机制,比如理事会、外部审计等发挥治理效用产生“挤出效应”。本文的创新点可能在于:1)从发起人慈善动机差异视角,考察跨经济性与社会性的企业基金会行为和绩效的特殊性,挖掘企业参与基金会运作存在的“双刃剑”影响,丰富了非营利组织理论;2)从公司治理理论视角切入,揭示存在发起企业约束与监督情景下的企业基金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治理有效性;3)基于发起企业参与企业基金会治理存在不同的意愿与力度的视角,揭示发起企业对其他治理主体的“挤出效应”,拓展了企业基金会治理主体间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