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加大,制度反腐数量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但腐败具有隐匿性特征,制度反腐的“投入”与“产出”并非呈正相关。究其原委,当前国内外通过腐败主观感知来测量腐败程度的惯常做法,已呈掣肘之势。其实,“腐败主观感知程度与腐败实际发生率之间具有显著落差”,现行诸多的“腐败传说”,主要还是受人们非理性和“意见气候”影响的结果。因此,提升公众的腐败认知能力,实为紧迫。大学生是特殊的社会公众群体,正处在政治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对于腐败的认知即是这一成长阶段最关键的政治认知。另,目前中国高校及其所在城市的治理压力日趋于沉重,所以,无论是面向未来培养政治认知能力健全的接班人,还是妥善处理当下大学生成长空间的不良生态,探讨大学生的腐败认知能力,极具意义。文章通过问卷对G省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包含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腐败信息观察与注意、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腐败行为自制力)现状进行实证调查,共发出问卷3200份,实际回收3078份,获得有效问卷2918份,有效率达94.8%。从整体认知能力现状来看: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上,存在边界认知模糊,甚至难以辨别;腐败信息注意和观察力上,近2/3的学生“有时关心”,依赖于互联网(45.41%)和电视书报(27.86%);腐败现象思考与判断力上,“显性腐败”政治认知较好、“隐性腐败”政治判断能力有待提升,但关注焦点仍是“官员腐败”(66.53%),“民俗腐败”和“象牙塔腐败”被忽视;腐败行为自制力上,“微腐败”自我约束力差,但“中国式腐败”持积极的政治态度,认为实现腐败“零容忍”更多需要严法(52.46%)。基于此,需要从知识(反腐倡廉产“公共产品”的再生产、廉政理论教育的“补位”、加强政治合理性教育)、政治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参与(大学生社团、高校纪检机构)、社会资本(学术资本、“新圈子”)等方面提升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不同性别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男生在权力、利益及其边界认知更模糊,但女生更多选择“折中”;男生更经常关注腐败,但女生比男生更理性;“显性腐败”认知差异不明显,“隐性腐败”政治判断上女生更保守;“微腐败”自制力上男生表现更差,在“中国式腐败”中女生更为积极,实现腐败“零容忍”除法治外,男生更加倾向于他人示范(29.27%)和“个人自律”(12.59%)。不同学科背景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文科生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最优,但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80.78%)的错误观念;文科生“经常关心”腐败,也更“理性”,三者都依赖互联网路径;“显性腐败”上,关注学术腐败者较少,“隐性腐败”政治判断上文科生更优;工科生“微腐败”自我约束最差,三者在面对“中国式腐败”都持积极举报态度,但更多工科生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实现腐败“零容忍”,文科生偏向个人自律。不同教育背景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呈梯形结构,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本科生腐败信息关心度最高,研究生更多倾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表现更为理性和客观;“显性腐败”认知差异不明显,但研究生“隐性腐败”政治判断最优,也更加关注“学术腐败”;“微腐败”自我约束力,专科生最差,但对“中国式腐败”均持积极态度,实现“腐败零容忍”,专科生偏法治,本科生偏向示范,研究生倾向“政治氛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农村学生受“地方知识”影响,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不如城镇学生,后者更“经常关心”腐败,农村学生信息来源更多是“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更显理性;“显性腐败”认知近乎一致,“隐性腐败”政治判断和“三大腐败”认知检测农村学生更优;农村学生“微腐败”自我约束力更差,“中国式腐败”上,城镇学生更为积极乐观,实现腐败“零容忍”,城镇学生更希望多元的相互作用。不同政治面貌学生腐败认知能力情况和差异:群众学生腐败知识识记与再现不抵党员和团员;党员腐败信息政治关心度最高,路径选择基本相似,但团员较为感性;“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观察判断,党员最优;“微腐败”自我约束,党员有失“党性”,但对“中国式腐败”更为积极举报,群众要“涉及利益才举报”,实现腐败“零容忍”,党员倾自律,团员偏示范,群众依法治。总之,同一主体不同性别、学科背景、教育背景、政治面貌、家庭背景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差异,必然导致腐败认知能力的不同。因此,有效提升大学生腐败认知能力,需要有针对性采取差异化对策,实施“因人制宜”精准化、精细化培养,实现“制度反腐”的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