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入单位研究中的社会调控理论，以宏观和微观两种视野对1949—1962年发生在上海非单位人群身上以单位化为特点的组织变迁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以阐明社会调控体系重构过程中，人、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建设时期。如何把离散的社会重新纳入到新的政治体系之中，防止体系外的力量构成对新政权的威胁，阻碍新的现代化战略的推行，成为新政府执政的要义。为此，上海市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的重新组织，重构了社会调控体系。在城市，组织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基层组织制度，即单位制度和街居制度。街居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单位的变体，它以居住场所为基点，把非单位人口纳入到统一的街道、里弄组织内部。借助这一体制，非单位人口也实现了单位化的管理，从而使整个城市形成了高度同一化的单位社会。街居制度全面确立以后，新政府的社会调控体系也就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了。 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从国家和民众的两种视野下对组织化进行了关注。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内容，一是对基层社会重组过程中形成的非单位人群概况，包括这一群体的形成、总数及其变化特点、社会构成及群体特征进行论述，指出非单位人群自身的特征——可控性差是政府对其施行组织化的重要原因。二是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重构社会调控体系必要性，以及基层社会单位化组织倾向产生的根源及其对此后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章，主要是对非单位人组织化建构的过程及其各阶段的特点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并对基于此而形成的社会调控体系及其部分社会整合活动，即游民的收容与改造、摊贩的整顿以及家庭妇女的组织化进行图景式考察。其中，第二章着重论述基层管理体制由保甲制度向街居制度嬗变的历程，并对这一阶段形成的基层管理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了这一时期居委会组织的性质。又以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论述国家通过社会调控体系对非单位人异质性的消解。第三章的内容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巩固。由于居委会建立之后，国家并没有获得如期的政治沟通，为此，国家在1954年对基层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整顿。通过这次整顿，原存于国家与居民之间的基层统治权威被全面清理。基层管理体制巩固以后，社会调控体系得以全面建立。当面对一些反组织行为的时候，社会调控体系已经表现出强大的调控效能。第四章是对基层管理体制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城市人民公社进行分析。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组织建构之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较为完善，公社对街居组织单位化程度的“跃进”式提升，反而产生了过犹不及的效果，最终引起了失控。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