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加,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分布日益广泛。跨国公司拥有世界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和技术,它们在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利用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FDI流入的重要目的,有关FDI溢出效果的研究也成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在FDI是否能够带来技术外溢方面,并没有统一的结论。究其原因,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果的影响十分重要,本文正是要考察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本文首先在总结目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吸收能力理论等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际,建立了我国地区FDI吸收能力评价的概念模型,对各地区FDI吸收能力进行了具体评价;其次,参考新增长理论的有关成果,将吸收能力引入到基于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吸收能力、技术差距与稳态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并建立了分析地区FDI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计量模型,对此进行了多层次逐步推进的实证研究以及考虑主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再检验;再次,根据FDI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性的实证研究,进而对FDI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测度;最后,对我国地区FDI吸收能力内部结构进行了类型划分及典型区分析,得到了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表明,由技术能力、制度能力及其交互作用组成的综合指数,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和反映各地区宏观层次上的FDI吸收能力。中国地区间FDI吸收能力无论是时序还是截面上,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既说明对其进行评价是有意义的,也说明其作为解释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是比较好的一个指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将R&D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能力指数、制度能力指数、技术能力和制度能力的交互作用、FDI吸收能力指数等多种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逐层推进的实证检验,发现其均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从而从规范的计量分析角度检验了地区FDI吸收能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关系。而且,从量化的角度看,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考虑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在FDI吸收能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具体要素中,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表征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要大于R&D资本累积量表征的知识存量的作用,制度能力的作用要大于技术能力发展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包含技术和制度两大因素的FDI吸收能力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通过从地理、历史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角度寻找外生性的变量,作为FDI吸收能力的工具变量,并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可以有效控制主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使得FDI吸收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结论更加可靠。本文的研究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差别;FDI的间接效应和总体贡献东部地区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其后进行的FDI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则进一步证实了门槛特征的存在性。结果表明,FDI吸收效应与当地的技术能力、制度能力均成正相关关系,当这些指标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之后,FDI所产生的技术外溢会呈现出显著的跃升,即FDI吸收效应表现出了明显的门槛特性。本文在对200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FDI吸收能力内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将地区FDI吸收能力划分为引进能力主导型、利用能力主导型和创新能力主导型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