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修订《食品安全法》时增设责任约谈制度正是“预防为主、风险防范”方针的落实,有利于消除隐患和防患于未然。2019年《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增设因入网食品经营者违法经营或造成严重后果,县级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与食品安全的事后监管相比,政府部门需要更加注意风险防范。传统强制性执法方式,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因此,作为新型行政行为的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应运而生并且深受政府部门的青睐。但是在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过程中,囿于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的相关地方规范性文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立法、实施过程、程序、监督与救济方面的困境,值得进一步去完善研究。食品安全责任约谈是行政约谈的具体方式之一,其自身具有协商性及非强制性的特点。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为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由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约见谈话,要求食品生产相关负责人正确认识问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独立行政行为。但责任约谈制度在立法及规定中存在加重被约谈方负担缺失合法性、法律文件层级普遍较低、地方规范性文件期限与上位法规定不符、约谈范围扩大缺失合法性依据、约谈双方权利义务失衡、约谈过程封闭化缺失公众参与、被约谈方缺失救济机制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第一,遵循合法行政、合理行政原则,第二,夯实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根基。第三,明确责任约谈内容和范围,第四,提高责任约谈公众参与度,第五,构建责任约谈救济机制。希冀可以对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制度的完善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