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和城乡二元体制中产生的新兴群体，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及城市的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年来农民工制造的负性事件却日益增多，这往往与他们不良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面对生活事件时所采取的消极的应对方式有关。而根据前人的研究，个体的应对方式与其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安全感，可见这三个要素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行为。安全感是个体对可能出现的对身心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这些危险或风险时的有力感或无力感，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要素之一。生活满意度也可以看做是个体对自己的生活处境的接纳程度，是个体对自己生活中的需求在多大程度被满足的评价，是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标准之一。应对方式就是个体在面对压力时通过认知、情绪及行为的调节以改变自身与压力环境的关系，从而达到控制或减缓压力，以实现自我平衡与和谐的活动的具体方式，它对维持个体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调查农民工的安全感、生活满意度及应对方式的现状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石家庄市的农民工为例，结合当前农民工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工作生活环境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石家庄市农民工的安全感总分与全国常模无显著差异，确定控制感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人际安全感显著低于全国常模。在人际安全感上，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差异均不显著。在确定控制感上，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显著高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婚的农民工显著高于单身（含丧偶或离异）的农民工。在安全感总分上，已婚的农民工显著高于单身（含丧偶或离异）的农民工。婚姻状况在安全感总分上的主效应显著，婚姻状况与文化程度存在交互作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人际安全感的影响均无主效应，年龄和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显著。在安全感的确定控制因子上，年龄主效应显著。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之间没有交互作用。石家庄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常模且差异显著。在生活满意度上，农民工性别、年龄、居住方式的差异不显著，而他们在收入、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上的差异显著。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在收入、居住方式、婚姻状况主效应均不显著。收入与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显著。石家庄市农民工在成熟型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显著低于全国常模，在不成熟型应对方式的选择上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在混合型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全国常模的差异不显著。农民工在成熟应对方式上，性别、居住方式及婚姻状态主效应均不显著，且没有交互作用。农民工在不成熟应对方式上，性别、居住方式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居住方式的交互作用显著。农民工在在混合型应对方式上，性别、居住方式的主效应显著，性别与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显著。农民工的安全感总分与生活满意度和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不成熟型和混合型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安全感中的人际安全因子与生活满意度、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均显著正相关，而与不成熟型及混合型的应对方式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不成熟型及混合型应对方式均显著负相关。农民工的安全感和生活满意度均对应对方式有预测作用，且其对应对方式的成熟型因子起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不成熟型和混合型因起负向预测作用。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在安全感和应对方式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安全感既可以直接影响应对方式，也可以通过生活满意度间接地影响应对方式。根据结论本研究继续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以达到促进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从而使他们在城市中更好地生活、工作，积极地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