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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投资规模一直居高不下。而金融危机后对经济的刺激又让我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愈发凸显,部分行业得益于政策扶持,投资规模过大,导致产能过剩;与此同时又有一些行业融资困难,现金流短缺造成投资不足,即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在现实中,税收、就业、融资约束、政府干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等都会造成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非效率投资会造成资源浪费、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不仅会贬损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也不能实现我国经济由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不仅引发代理及信息不对称问题,还让缺乏有效监督的管理层,尤其是CEO的权力愈发膨胀,CEO追逐个人私利以及对建立“商业帝国”的欲望会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进一步加重。而旨在缓解代理问题的股权激励制度,赋予CEO一定的股权,使CEO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使其能够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将CEO的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结合在一起,对激励收益的渴望会促使CEO谨慎的选择合适的投资项目,以提高企业业绩,达到行权条件,即股权激励可以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CEO权力和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二者的交互作用到底如何影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值得关注。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描述统计法以及实证检验法,选择2006-2015年间对CEO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分析CEO权力、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到以下结论:(1)CEO权力的大小对非效率投资具有重要作用。CEO权力膨胀时,对私利的追逐会使高管做出超过最优投资水平的投资决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在企业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CEO的权力越大,非效率投资并不会进一步恶化。(2)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代理冲突而导致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样本中均显著;限制性股票跟股票期权都能够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且限制性股票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明显。(3)CEO权力与股权激励的交互作用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这一关系在投资过度样本中显著,而在投资不足样本中,二者的交互作用并不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同时,相比于股票期权,对CEO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更能够缓解CEO权力膨胀带来的非效率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