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反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它是倡导民族平等联合、指引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理论；是谋求民族发展、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的理论；是促进民族和谐、协调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这些核心思想和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之初就已经开始确立,并在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20世纪,列宁和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启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各民族经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但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边疆危机四伏,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些内外场景和社会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条件和土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曲折发展、深入推进的过程。初步探索阶段经历了从照搬苏联到结合中国实际,从早期的民族自决、联邦制到后来的联合、自治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实行民族优惠政策、实现民族平等,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形成。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阻力重重,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拨乱反正,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入了深入推进的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十二个方面,即中央“十二条”,全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其中关于把民族定义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新阐述,标志着从斯大林民族定义到中国话语的回归；把民族问题概括为“两个包括”、“三个关系”,全方位拓宽了民族问题的视野,揭示了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总问题的密切关联；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符合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加以坚持和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概括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把民族工作主题提炼为“三个离不开”、“两个共同”,是科学发展观在我国民族关系中的深刻体现和基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的理论而不是教条,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具体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并不断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同中国实际日益紧密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关照世界局势、回应各种挑战的过程。苏联解体产生了中国是否会“步苏联后尘”的疑问,也产生了“沿袭”苏联解决民族问题模式的中国能否真正解决民族问题的担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从容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大地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总结历史的目的在于启迪现实,研究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密切关注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准确把握其发展的主要趋势,深入研究解决的具体路径,继续坚持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立场而确立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从而真正做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这就是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