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真作为宋代不可多得的风华才女，其个人经历与诗词作品一直深深吸引着宋、元、明、清各朝文士的目光，从而赢得了历代文人络绎不绝的评论与题咏。这些评语与题诗间所突显的历时性特征与所透露的共时性心态，将它们串连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化分散为系统。纵观历朝文士对朱淑真及其作品的评论与题咏，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发言基本上立足于两个主题，即“诗学”主题与“伦理”主题。文人们雄踞于不同的立场侃侃而谈，或褒扬淑真技高一筹的诗艺和不同凡响的才情，称许她创作的功绩；或就“德”与“才”、“贞”与“淫”等问题展开争论，各抒己见。总的来看，宋元阶段评论者多从诗学视角进行探索，魏仲恭、杨维桢二人可谓此中翘楚。在现存的朱淑真及其作品的评论中，宋魏仲恭的《＜断肠诗集＞序》成作时间最早，对淑真才情诗艺的称许也最高；元代的杨维桢对朱淑真其人其作发表否定性论断，其直接目的是欲以朱氏诗词“未适乎情性之正”为反证、标举其女弟子曹雪斋的诗家风范。明代评论与题咏的整体态势体现为伦理观与诗学观的争锋，一方面由伦理观出发指责朱淑真失德的言论渐成气候，杨慎《词品》首肇其端，对朱淑真的批判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疾声厉色地指责她有才无德，凭一首误托作者的《生查子 元夕》词，给淑真安上红杏出墙的千古罪名；冯梦龙、毛晋等接踵继之，为杨慎之说推波助澜，一直影响到清代后期颜希源等人。另一方面田艺<WP=66>蘅、钟惺等从诗学角度入手，对朱淑真的创作加以肯定，表彰其文学修养、褒扬其才情，为她杰出的诗才造势，于铺天盖地的伦理批评中别张壁垒，与杨慎主持的伦理阵营相对。时至清朝，虽然仍然有少数学者偏信旧说诬蔑淑真为“泆女”，但随着学术思辨风气的日益深化，文坛学界为朱淑真辨诬的声音此起彼伏、形成破竹之势，由伦理观切入还淑真以清白，成为清代朱淑真评论中的主流。从王士禛到四库馆臣、再到梁绍壬和陆以湉，清代学者对朱淑真和《生查子 元夕》讨论的热情渐趋高涨。况周颐对辨诬进行系统性的总结，薛绍徽更是通过抽丝剥茧的解析，身临其境地对淑真的境遇和心理加以悬想，从神化“三从四德”、强化女性“宜笃所天”的高度来完成对朱氏“才——德”／“贞——淫”问题的认知。若从横向的角度进行考察，历朝文人在评论、题咏朱淑真及其作品时，所禀赋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相似性，呈现出共时性的特征。具体而言，这些共时性心态又可划分为“表层心态”与“深层心态”两个层面。所谓“表层心态”，主要反映为雅俗两类接受者的“好事”之心，并借助搜奇猎异以资闲谈、搜罗作品结集传播、乃至物论颠倒飞短流长等方式，直接造成了朱淑真才名的远播。“好事”心态直接拓展了朱淑真的接受范围，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淑真，从探索淑真的生平、阅读淑真的作品，深入到品味淑真的雅人深致，对其人其作的散布与流传功不可没。“深层心态”则隐含着文人对“怀才不遇”、“惺惺相惜”等古老命题的深刻感悟与理解。深谙比兴之道的文人们在盛赞淑真才冠群芳、怜惜她匹偶非伦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融入自身仕<WP=67>途偃骞“怀才不遇”的情怀；赵棻等女性评论者则将淑真的不幸视为自我不幸的投影，于看似不经意的下语措辞间，发为同病相怜之叹，评语题诗里流露出推心置腹、“惺惺相惜”的感慨。文人们“怀才不遇”、“惺惺相惜”的深层心态外化到朱淑真身上，变形为对“才女福薄”的怅惘之情，朱淑真“福薄”的结论借此得以进一步坐实与强调。可见，文人雅士们之所以对朱淑真进行评论和题咏，从表层看来是基于其“好事”的心态，深入分析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素来抱有的“怀才不遇”、“惺惺相惜”之情怀。在这两层心态的主导下，文人们选择了朱淑真，通过对她的传颂来丰富彼此的话题，在对她的评论与题咏中找寻、寄托并安慰他们自己。历朝文人从渲泻自我的主观目的出发为朱淑真式的薄命佳人奔走呼号，客观上却因整个文人群体反复的、持续不断的评论与题咏，使朱淑真及其作品名垂青史，这恰恰是文人共时性心态影响下所成就的最大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