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语言中情态动词能够集中体现法律意志和法律精神,特别是准允类情态动词最具代表性。学界对准允类情态动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语义所蕴含的法律规范进行描写,很少结合法律规范对其内部小类的语义进行微观辨析。本文以2010年之后的187部法律作为语料,对立法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准允类情态动词进行考察,按照使用形式将其分为授权类、倡导类和强制类三小类,并分别对每小类情态动词的使用形式、语义特征和语义强度进行描写分析,其中还包括对同义同素单双音节情态动词使用差异的考察。结果发现,授权类情态动词（“可以”）内部又可分为条件性、允许性、建议性和选择性四种授权规范,这些授权规范都具有[+许可]的语义,不同的是,允许性授权和选择性授权含有[+主观]的语义,条件性授权和建议性授权含有[+客观]的语义。就强制性而言,建议性授权和选择性授权内部强制义较弱,条件性授权和允许性授权较强,“可”的语义、功能被“可以”完全包含。倡导类情态动词（“应当”）内部又可以分为:需求性、建议性、推测性、责任性、指令性和绝对性六种义务规范,其内部的强制性呈现递增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在立法语言中,“应”主要作为“应当”的缩略形式使用,“应”为单音节情态动词是逐渐被规避使用的。强制类情态动词内部又可分为程序性义务规范和职责性义务规范,二者可引导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义务规范,但是“须”的强制性明显弱于“必须”,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建议在之后的法律修订工作中,用“应当”取代“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两情态动词的边界进行了细致描写。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内地与香港在立法语言情态动词的使用上有何异同。相同的是,两地在准允类情态动词的使用上呈现出了一一对应的关系,“may”对应授权类情态动词“可以”,“shall”对应倡导类情态动词“应当”,“must”对应强制类情态动词“必须”。不同的是,在表示授权规范时,香港立法语言将权利和权力做了区分,而我国内地法律在二者的引导上用词界限相对模糊。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对我国立法语言中准允类情态动词规范化使用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