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是一个变动、混融的时期，原有的某些界限变得不确定，各种文学成分、文学力量发生分化、重组与位移，在第一次文代会前形成了新的格局，确立了延安文学的正统地位。鉴于“整风”运动之后，解放区文学大流已定，本文着重考察国统区的状况，以时空为顺序，在阅读战后新办或复刊的大量期刊杂志、报纸副刊的基础上，选择一些重要的话题、座谈会、论争或批判，对这一文学格局的转型过程做精细的描绘，对具体事实做深入的分析。第一章主要描述延安文艺精神向重庆等城市的浸润及进步文艺界内部整肃的具体展开。指出：其一，抗战期间，延安文艺精神在重庆等大后方城市的传达，最初局限于党内，没有与“整风”文件的学习紧密结合，造成了国统区进步文艺界与延安文艺精神实质性的隔膜。其二，抗战胜利后，延安文艺权威加强了对国统区进步文艺的清理，批评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错误是“右倾”，批评夏衍《芳草天涯》的“非政治的倾向”和胡风等人的“主观论”，这些贯彻了明确的党派立场租阶级立场的批评，开启了战后至建国前夕左翼文学以强力重组、命名并因之建构一种文学新秩序的进程。第二章主要描述南京国民党文艺的鼓噪与衰败。指出：其一，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的成立，宣告了战争期间文艺界“团结”局面的结束，国民党“机关性”杂志《文艺先锋》的编辑方针和作家作品，表现了国民党官方文学在40年代后期由“三民主义文学”向“戡乱文学”的窄缩。其二，对向培良“戡乱”剧《彪炳千秋》的“细读”表明“大时代”里文学与政治的纠葛同样也出现在国民党文艺中。其三，“作协”上海分会的组织方式、文艺主张和活动情况，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政治上认同国民党政权、文艺上追求独立旨趣的作家与国民党官方文艺的某种“离心”倾向，这也是现代文学格局松动的一个表现。第三章主要描述北平“京派”作家的分化。首先，选择1946年“打开一条生路”的话题，比较不同作家对战后“新文化”建设的不同“言说”和设想，分析李广田的“左倾”与朱自清的被书写为“左倾”；然后，考察以杨振声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分析自由主义的“纯文学”观背后可能的政治诉求及与左翼文学的冲突；最后，围绕是否听从“红绿灯”这一话题，描述沈从文、冯至、萧乾、朱光潜等人在面对1948年底的政治大变局与左翼的香港大批判时的进一步分化。第四章主要描述战后上海中间作家的转化。首先，围绕“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纪念特辑，考察上海作家在社会承担上向共产党靠拢的趋势；其次，以郑振铎及其主编的《文艺复兴》为中心，分析这些作家在艺术上与左翼革命文学不同的追求；最后，描述1947年初左翼文学界对某些与“革命大众文艺”尚有距离的进步作家的三次批评，分析这一“再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和分歧。第五章主要描述1948年香港左翼文学界对各种文学力量的甄别和批判。首先，考察战后香港文学环境的大体状貌及左翼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然后，逐一梳理左翼主流派发动的各类批判，着重分析对徐仲年“唯生主义文艺观”、顾一樵“文艺复兴论”和钱钟书《围城》的批判；最后，概括左翼文艺批判的基本范式。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其代表制对作家队伍的重构、政治领导文艺的氛围、对“五四”新文学的重新叙述，都表明新的文学格局已经形成，“当代文学”的进程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