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职业危害和职业病患者的数量不断攀升。尤其在中国,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目前已成为职业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是政府实施社会性监管的重要领域,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当前政府提供的“监管”产品却远远未能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职业健康需求,监管效益低下,这与政府监管背后所产生的监管成本及收益不合理密切相关。进行职业健康监管成本及收益分析,有助于提高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的透明度,缓解由负外部性造成的成本收益不对等,合理确定政府“监管公共产品”的规模和提高政府职业健康监管效率。从结构划分上来看,职业健康监管成本既包括行政成本、服从成本等直接成本,又包括诸如社会成本、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间接成本,监管收益则主要包括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社会的收益。新疆作为近年来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省份,其工业化发展迅速,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搜集,将之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而对中国职业健康监管成本及收益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其存在监管投入不足、监管的有效性不足以及监管成本的结构不够优化等问题。基于此,提高职业健康监管效益,需要加快政府的职业健康监管体系建设,提高监管成本利用的有效性,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职业健康服务供给机制,采取适度激励性监管手段,并引入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监管影响评价制度等,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