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为中医气功“治未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理论来源：一是先秦及汉初文化的防患意识，二是先秦儒道两家的气功养生学说。这都是前人的经验积累和总结，并经过归纳整理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医医学气功理论。目前，《内经》气功“治未病”理论的学术渊源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通过对先秦及汉初的非医学文献以及《内经》之中相关内容的整理、研究，从学术史角度探寻气功“治未病”的渊源及对后世医家的影响，有着极其现实的学术意义。　　本课题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从先秦汉初典籍中搜集、整理出先秦汉初有关“防患于未然”的“治未乱”内容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内经》有关气功“治未病”学说的内容，探求其学术渊源关系；最后系统整理出《内经》气功“治未病”学说对后世医家的影响。　　有关《内经》“治未病”方面，书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和瘥后防复，防重于治是其核心思想。其理论的提出是深受先秦汉初文化“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型态影响。《内经》“治未病”这种防患于未然、以预防为主的思想可以追溯至商朝时代，经过战争动荡年代洗礼的先秦诸子思想及汉初文化更是注重“治未乱”、“乱未病”等思想。其中代表作有《周易》、《老子》、《左传》、《国语》、《孙子兵法》、《淮南子》等。　　《易经》是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于狱中而作的书，故文辞中多有危惧的意思，在卦爻辞中以“凶”、“险”的警词对人们提出警训，并以“宜”、“吉”、“不宜”等提明方向。危惧可以使其平安，平易可以使其倾覆。自始至终都保持危惧，其要旨就在于避免灾害，《内经》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疾病预防观。因此可视为《内经》“治未病”理论的渊源。　　《老子》包括了大量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而提醒人们应“居安思危”，凡事都应注意从小事做起，防患于未然。这与《内经》“治未病”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　　此外，其它先秦及汉初典籍都反映了《内经》治未乱的的防患思想。如《孙子兵法》的防患谋略，《管子》的杜事之于前，《左传》的有备无患，《国语》的防微杜渐，《淮南子》的治无病之病。　　上工治病强调的是治未病。《素问·评热病论》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五常政大论篇》又曰：“静以待时，谨守其气。”可见治未病的内容是包括气功在内的。《内经》有关气功的论述包括了两方面，一是有关气功防病治病的记载，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疾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矫。”二是内经的中医理论为气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如《内经》的顺时摄生，阴阳学说，五脏学说，精气神学说等都为以后气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再者《内经》的气病学说也为气功在“治未病”领域的介入提供了病理基础。　　《内经》有关气功的理论显然是受到先秦气功思想的影响，其所说的圣人，真人，至人，贤人的修炼方法明显是出自儒道两家的修行之人。而道家的以静养气修身的方法对《内经》养生方法影响最大。　　道家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气功的一个渊源，就是来自于或发展于道家的“体道”思想，特别是“法道”的思想实践。道家认为“道”是虚静的；所以人也必须虚静其心，虚极静笃；“道”是柔弱的，所以人也必须宽舒其体，正如老子所说的“专气致柔”；“道”是朴素的，人“法道”也必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是自然的，所以人也必须“无为”、“而常自然”。虚静其心、宽舒其体、“少私寡欲”、“而常自然”等，这和静气功的法则完全相符。因此，他们在“法道”的实践中，必然会有类似得气的种种感应，于是，他们便以为得“道”了。这就是说，“道”的理论诱发了或发展了古已有之的气功。先秦道家典籍的《老子》、《庄子》以及包涵有道家思想的《管子》都有关于气功理论的论述，如老子的“虚静”、“守中”、“营魄抱一”、“啬神”，庄子的“心斋”、“坐忘”、“踵息”、“缘督以为经”等。　　儒家气功的特点是以人与社会为核心，以礼制心，注重内心修养和社会实践。其修身炼气的目的是为了要济世平天下，所以这种功法本身就是对于绝对自由的一种约束，同时这也是一种积极的气功修炼行为。儒家关于气功的论述主要见于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和荀况的《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如孔子的“仁”功，孟子的“浩然之气”，荀子的治气养心等。此外，《周易》经孔子注解后，成为了儒家的群经之首，保留了不少儒家养生和气功思想，所说《易经》里的气功思想也是儒家气功思想的一部分。儒家气功以“炼心”为主旨，着重于道德的净化与陶冶，在练功中引入了伦理规范，重视修身治学，摄生养气。一方面，他们把“修身”当作“用世”、“治世”的基础；另一方面，特别强调在“用世”、“治世”的实践当中注重“修身”，把“用世”堪称“修身”的积蓄，或者说是修身的一个飞跃。总之，以“修身”为本，“修身”、“治学”和“用世”三者的统一是儒家气功的重要特色。　　道家的气功理念就要求出世无为而静，儒家强调的则要修身治国平天下。可以说这是在《内经》之前，中国气功的两大主要源流了。　　除了儒道两家的气功理念之外，先秦及汉初时期的原始朴素气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战国时的行气玉佩铭，还有在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和却谷食气篇。这些功法的出现表明了当时气功已经较为盛行了。　　正是因为古人的防患意识与先秦及汉初丰富的气功文化的结合，使得《内经》提出气功“治未病”的主张成为了可能。可以说这正是《内经》气功“治未病”理论的学术渊源所在。　　《内经》为医家气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医家以《内经》气功理论为指导，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祖国的医学气功。　　按照朝代来划分，内经之后确立的医家气功可分为：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两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现当代时期。　　各时期的医家代表有：两汉时期的张仲景、华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葛洪、陶弘景，隋唐五代时期有巢元方、孙思邈，金元时期的金元四大医家，明清时期的徐春圃、李时珍、龚居中、沈金鳌、张景岳等，这些医家都对医学气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从两汉及其以后有关导引，按摩等气功养生术得到了后世医家们的重视。而气功也从原始的手舞足蹈发展到熊经鸟伸龟吸蛇吞，又推进到收视返听，存思冥想等高级气功修炼阶段。气功理论的完善，各种功法的创立，促使了气功门派支流也大量出现，医学气功从而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在于:　　1.通过整理、分析先秦及汉初非医学文献以及《内经》的相关资料，归纳出《内经》气功治未病的渊源，从而探讨《内经》为医学气功提供理论基础，并且在理论和方法上为后世医学气功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本文的资料整理及相关的分析推论亦为中医学术史提供新的参考资料。　　2.本研究探讨了《内经》气功发展的历史线索，它不但确立了与儒道两家不同的医学气功流派，而且还为气功的发展提供了中医理论的指导。　　3.本研究通过对先秦及汉初文化防患思想的剖析，探讨了《内经》“治未病”理论的深厚文化基础。　　4.通过对各时期医家气功的整理，较为系统的整理出了医学气功的发展历史，为今后气功研究提供了医学气功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