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清政府派出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正式与西方国家互派使节，这是它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甲午战败后，整个中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清政府再次对其外交政策作出调整，开始选用实用性的人才办理日益复杂的对外交涉。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进了驻外使节的队伍，从而形成了一个思想上欣赏西方，行动上又忠于清廷的特殊外交群体。 20世纪初，革命风潮兴起，对清政府的统治形成极大冲击，统治者下令严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分子。很多革命者因为在国内受到通缉，纷纷避难海外。这样，缉拿革命者的任务就落到了清朝驻各国的外交使节的身上。另外，使节们还对可能受革命影响的留学生群体的活动严加监视。当留学生们发起的爱国运动，一次次地被清朝使节们压制后，很多人对清朝渐感失望，逐渐转向了革命，这更加剧了驻外使节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即使有个别使节同情革命，或爱护留学生，但只能是暗地里的。辛亥革命前，驻外使节们总的立场还是站在清政府一边，对革命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又一转折点，随着这个既破又立的过程，驻外使节和国内其他阶层一样，必须作出是进或退的选择。作为大清的官员，他们有着维护清王朝的神圣职责，作为受过西式教育，又长期在海外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有着欣赏西方民主制的内心趋向。在清王朝的大厦还未倾覆时，他们自动地履行着维护的职责。但当清王朝已遭到致命一击时，他们的内心必定也有一番权衡。虽然他们最终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方式有主动，有被动，过程中也存在反复，但转变本身已经对共和制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也为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去向开辟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