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滥觞于罗马法，又称消灭时效，绵亘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项沿革久远的民事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流转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使其在广博的民法制度中奕奕生辉。诉讼时效制度既为一项古老的民法制度，其身后的理论研究自然丰富多彩，尤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诉讼时效效力问题倍受民法学家的青睐。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相对成熟的理论及立法有：诉讼时效效力的“四大立法主义”的划分，即实体权利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胜诉权消灭主义及抗辩权发生主义；诉讼时效完成对担保物权影响，许多国家的法学界及立法例多肯定主债权时效期间届满，债权人仍可就担保物取偿；抵销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通行的立法规定是，抵销必须以意思表示向对方主张方能生效，但抵销效力的发生并非在主张之时，而是溯及至抵销适状之时。尽管这些理论研究及立法例历经岁月沧桑，然而任何学术都要经千锤百炼方能盖棺定论。当笔者重拾这些老问题时发现，上述三方面的理论及立法存在诸多学术硬伤。因此，笔者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分别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 全文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诉讼时效效力“通说”之检讨。传统教科书及理论界存在的“通说”，将诉讼时效效力划分为“四大立法主义”：实体权利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胜诉权消灭主义与抗辩权发生主义。然而笔者通过考察各国立法例发现，该“通说”实乃“通谬”，本部分主要从逻辑层面及立法层面对“通说”进行检讨。逻辑层面上的检讨分宏观层面上及微观层面上的检讨。宏观层面上的逻辑检讨指“四大立法主义”总的逻辑划分存在问题。这几大立法主义，虽形式上均称“主义”，但就逻辑层面而言是针对不同问题的“主义”。实体权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与胜诉权消灭主义的划分标准是诉讼时效届满，何种权利消灭，即是关于诉讼时效标的的主义；而抗辩权发生主义是诉讼时效完成，当事人取得时效抗辩权，只有债务人援用诉讼时效规定，才能谈论何种权利消灭，即是关于诉讼时效的发生方式的主义。所以，前三种“主义”与后一种主义处于不同的逻辑位阶，四者不可并列。微观层面上的逻辑检讨指前三种“主义”的内部划分也存在逻辑错误。诉权消灭实质分为起诉权消灭与胜诉权消灭，因而与胜诉权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