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驱动经济内生性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到“新常态”。2015年10月召开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全会明确提出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拉动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规模和水平。国家为改善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同时也为了释放农村的消费活力,最近10多年一直在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农村居民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出现显著改善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各省份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社会保障力度和覆盖面差距较大的情况。农村社会保障总体上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及其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从地理空间上是否具有示范效应和收敛效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不同消费阶层和收入阶层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具体的社会保障相关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一些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是如何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安排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前,这些问题都亟待得到回答。本文将消费经济学、人口学、社会保障理论、农村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在“不确定性-心理预期-行为响应”的概念框架下,主要运用消费行为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和社会阶层分层理论等,按照从验证已知到探索未知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研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和个人)为研究对象,从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变迁为出发点,基于国家整体和各省以及从湖北荆州、宜昌等农村地区调研获得的的社会保障与消费支出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示范效应和收敛效应,同时也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消费行为影响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基于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社会保障发展的实践和主要经验,进一步分析如何大力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研究思路遵循了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并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匹配等多种方法。论文分为八个部分,其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制度变迁和消费发展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整体上起着促进作用。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逐渐走向社会化、市场化,相对应的是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得到了释放。1985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提出并建立起来,农村消费市场也开始启动。在控制了物价因素后,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居民在衣食住用行等方面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除少数年份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导致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受到影响外,农村居民在衣食住用行以及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都出现了快速增长。但农村社会保障对不同的项目上的消费影响强度是不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强度的提升将极大刺激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第二,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近邻示范效应,这种空间效应使得区域内部的农村消费水平出现了收敛。研究表明近十年来,随着农村社会保障等惠农政策的完善,农村居民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收入预期,农村居民更多的表现为理性的消费行为。将收入预期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中介变量,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系数为?×b,估算结果介于0.03至0.11之间。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较低,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而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空间传导系数?×b×(i-ρw)-1。这一系数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对空间邻接省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空间示范效应,同时这种影响在空间上的传导有助于减少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差异,但这种示范效应对于空间距离较远或者经济联系不紧密的区域的影响有限,空间效应使得区域内部的农村消费水平出现了收敛。第三,农村不同阶层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一定差异,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收入阶层在不同项目的消费额和消费比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社会保障对高收入阶层的现在消费和低收入阶层的未来消费具有引致效应;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的食品消费影响不显著,且无差异;对衣着消费存在负相关,且差异不大;对低收入阶层的住宅消费、家庭设备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对高收入阶层存在正向影响;对文教娱乐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对低收入阶层影响更大;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引致效应,且对低收入阶层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在促进消费方面,社会保障“锦上添花”的作用明显大于“雪中送炭”,搞活农村市场、提高农户消费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较低收入的群体“雪中送炭”更有助于社会公平。第四,不同的保障项目和不同的保障水平以及消费者自身的相关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同时通过访谈也进一步证明:社会保障能改善社会总体收入预期和降低消费预期,从而起到促进即期消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正在通过城乡外部示范效应和农村内部示范效应在加强,这种示范效应也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和切实提高农村地区的整体的消费水平。第五,从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看,中国要想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实行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财富分配“调节器”、社会生活“稳定器”和经济发展“助推器”的强大功能。中国应根据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树立公平发展理念,走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以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实际需求为中心,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制定、制度决策和运行、资金筹措、财务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保基金形成及运营方面的基础作用,发挥社会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参与作用,发挥家庭和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辅助作用,这对于促进农村社会保障持续、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结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多等基本国情,在借鉴其他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该首先树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切实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促进政府转移支付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逐渐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人口实行兜底性保障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应该确立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以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健康稳定发展,具体说来,在社会保障制度各层次运行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市场的基础作用,社会的参与作用和家庭及个人的辅助作用,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坚实发展,同时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切实提高,最终促进农村地区和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如下:第一,从空间经济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居民收入预期的空间形式,然后建立了空间面板模型,在控制了物价、收入等主要变量后,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通过收入预期的中介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进一步结合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收入预期的过度敏感性;第二,运用2002至2012年按收入高低分层的农户消费数据,统计不同收入阶层农户的消费结构,并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微观基础建立模型,并接入平滑转移函数作为分层函数,用门限面板模型分析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不同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第三,用微观调研数据和Pr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科学的计量方法研究了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微观机理。以湖北省荆州市和宜昌市两个地区的8个村镇为例,调研了当地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风险偏好、收入水平、收入来源构成、医疗保障、社会养老保障、社会救助等的基本情况、认知水平、购买意愿及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意愿等信息。在控制人口学特征差异、风险偏好和收入等主要变量后,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异。本研究整体上为改革中更好地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搞活农村经济提供了支撑。有助于管理部门从制度创新上降低农村的不确定性,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安居和乐业,对未来形成更好的预期,从而提高农村居民个人的消费水平和整个农村社会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