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平一些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全面抗战前创办《独立评论》政论周刊来达到“笔墨报国”的目的。他们对政治的指点议论是国难当头的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他们的政治活动又发生在特定时局之下。学人论政受到现实政治的巨大影响。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学人高举“独立精神”，宣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这一办刊理论回归了言论自由的本位，一定程度上纠正以往政论刊物过于注重宣传的弊病，在期刊学上有重要意义。 《独立评论》的创办人大都留学欧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同时他们又是各学术领域的权威，其中不乏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对“独立精神”的建构依赖于他们的学理。这个学理依据既有杜威实验主义、赫胥黎“存疑论”等西方大家理论，又有孔子“无所苟”、孟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传统文人理论。他们受着西方与中国文化双重影响，其思维方式基本仍是中国式的，但大多数观念都来自西方。他们的言论是近代学人自由主义的重要反映。对《独立评论》“独立精神”考察实质上触及了近代学人思想变迁的探析。 《独立评论》是抗战的特殊产物，它避免不了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抗战前后内忧外患、国民党内部利益纷争的现实，使得学人论政陷入政局变革的复杂纠葛之中。在这纠葛之中，学人极力以“独立精神”作为防卫武器，但实施效果不尽人意。“独立精神”在现实的冲击下显得脆弱，学人甚至有些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他们在抗战态度上的分歧、在对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态度上表明学人对现实的困惑、对自身的怀疑。随着时局的急速变化，学人逐步放弃了最初的“独立”、自由理念，转而依附于各自所认同的政治势力。在国难当头的特殊背景下，学人对政治权势依附似乎变得合情合理，无可避免。《独立评论》因抗战时期的政论而著名，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主题是对日外交，由对日外交引发对内政变革的要求，在对内政的评判、建议背后又反映出对当时各政治派别的态度。在这一系列的政论中，学人有很多商兑：“民主与独裁”、“政治统一与武力统一”、“建设与无为”、“抗战与交涉”、“中国与国际”、“信心与反省”、“内战与外战”。分歧看来头绪很多，实际上他们的基本立场并不对立，他们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认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