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中风病是临床常见病,有发病率、复发率、致死率、致残率都比较高的特点,针灸治疗中风由来已久,是该病中医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针灸防治中风的传承发展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针灸治疗中风的相关记载散见于针灸专书或方书中,查阅不易,研究起来更是困难;二是存在部分古代优秀的理论治疗经验被忽视甚至失传的状况。已有的文献研究也没有从全局的角度回答针灸治疗中风的详细历史面貌这一问题,只是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做出了粗略的统计。故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对唐以前传世针灸文献中针灸治疗中风的切实历史面貌进行梳理考察,并探讨其发展演变规律,以期为临床和后续的科研提供确切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方法:主要采用传统的文献研究法、文献计量学方法、断代史研究法以及归纳总结法。由于研究体量的控制以及针灸学术自身时代特点两个原因,我们将本研究限定在唐以前的传世针灸文献。首先,通过《中国针灸文献提要》所载的唐以前针灸文献选定将要筛选的目标文献,通过每部目标文献的提要结合其目录和内容查得含有针灸治疗中风的传世文献共五部:《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然后依时间的先后顺序,从史学角度整理这些文献中的相关内容,归纳总结其中的病因病机和针灸治疗方法,着重探讨每个时期文献中中风理论、针灸治疗特点及与后世的传承发展关系。结果:1.系统梳理了先秦至唐代传世医籍中针灸治疗中风的学术源流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将中风病的病因分为内外因两种:针对不同的内因,《黄帝内经》并没有给出太多明确的针灸治疗方案;针对邪气为主的外因,针刺的原则主要是补虚泻实,针刺分肉之间;对于中风神昏的“尸厥症”,《黄帝内经》记载了五个穴位的刺法和药物疗法。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中风的病因病机方面有较多的论述,后世关于中风内外病因的发挥几乎都能从《黄帝内经》中找到源头,但针灸治疗方面的论述却很不足,乃至后世很少再有刺分肉法治疗中风的记载和运用,仅有两类解惑刺法在当代有少量的流传使用。晋代的《针灸甲乙经》继承了《黄帝内经》的中风理论,在针灸治疗上取穴较精,多是局部取穴,亦有局部取穴结合远端取穴,还有辩证取穴。此时已经形成了病症对应选穴的经验,较《黄帝内经》时代的记载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部分方法至今仍在使用。晋代的《肘后备急方》较其不久前的《针灸甲乙经》在针灸治疗中风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在灸疗方面,提出了以灸疗为主的中风针灸法,还首次提出器具灸治疗中风后风痹、偏瘫,至今仍在临床广泛使用。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彼时中医学集前人大成之作,书中对于中风的分类、用药、针灸都有了丰富的发展,表现在药针灸并用的临床特点,书中所载灸方明显多于针方,首次记载了耳部苇筒灸(苇管灸)治疗中风面瘫,在现今临床上仍有治疗面神经麻痹、神经性耳鸣、动眼神经损伤等疾病的报道;在灸量上明确了不同疾病灸量多少的不同,还强调灸治时强调穴位次序,可能和灸治时调整风气运行方向有关。2.总结了唐以前针灸治疗中风的主要特点一是由简到繁的演变。整体来看,中风病的针灸治疗在这段时期内的演变是由简到繁的,具体表现为先秦至两汉的《黄帝内经》重于描述中风的不同表现和相应的病因病机,却略疏于针灸治疗的论述;后晋代的《针灸甲乙经》继承了《黄帝内经》关于中风的理论认识,在治疗上有明显的发展,虽然彼时取穴多是单穴方,但已经有局部取穴、循经取穴、以及辩证取穴的记载,是一大进步;后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以灸疗为主的十一种针灸方,简便易行;到了唐代,医学发展昌盛,孙思邈集前人之大成,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记录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方药、艾灸、和针刺等,蔚为大观。二是重视用灸。在先秦至两汉的《黄帝内经》中,关于中风的针灸治疗虽然论述不多,但还是以针刺为主;后到了晋代《针灸甲乙经》时期,彼时针灸治疗中风的针灸方还是可针可灸;到了晋代的《肘后备急方》中,由于编撰者希望平民可以简便操作,故在针灸方面选择以灸法为主,十一首针灸方中,仅有一首针方;到了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在针灸治疗中风方面,虽然孙思邈坚持药针灸并用,但纵观其所记载的针灸方,还是以灸方为主。本研究将散见于针灸专书和方书中中风理论和治疗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并尝试指出其中部分理论方法与后世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为针灸治疗中风的临床和科研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