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企业具有垄断性、公共服务性以及严密的政府规制性等特征,加上公众对公共服务信息享有知情权,这些奠定了公用企业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另外,随着公用企业民营化的推进,民营化对信息公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基于公用企业的公益性,民营化并不能免除公用企业的信息公开义务。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公用企业规定为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之一,参照条例执行,相关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也根据该条例对公用企业的信息公开作了变通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公用企业信息公开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公用企业的信息公开依然存在适用主体不明确、公开范围不清晰、救济方式不确定等问题。根据现有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公用企业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标准和范围主要从公用企业的业务性质和与政府的密切程度来考虑；公用企业信息公开的范围要坚持公务信息最大化的公开原则,处理好公用企业信息公开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关系；相关主管部门在公用企业信息公开中一方面要承担监督指导职责,另外一方面也要公开其在监管过程中产生的有关公用企业的公共服务信息；公用企业信息公开产生的纠纷可以采取行政救济的方式解决,但与现有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存在衔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