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分职是先秦职官制度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主要体现了军队系统职官的蓬勃发展，并与国君之下负责处理行政事务的职官相区分。秦汉以后，文武分职在军队、中央、地方三个职官系统中都得到推进。军职系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膨胀与整合，两汉传统的旧军职名号增多，领兵职能渐失，最后仅余将军号常作为加号和升迁阶梯。伴随旧军职领兵职能的丧失，汉末三国之际涌现出许多以督、将为名的军职，世入南朝后它们又逐渐被军主、幢主、队主、将等军职所取代。此外，战时还临时设有征讨军主、将军、督护、都督等职来指挥作战。军职整合的过程，正与三国至南朝军制变化的过程相适应。就中央官系统而言，两汉文武职事分类还受到公卿身份分类的强大影响，魏晋以后的发展除了不断将新官职纳入职事分类外，还蕴含着对旧公卿类职官体系的重新排列。不仅如此，侍臣类官职内部也体现出顾问与侍卫文武分职的趋势。地方文武分职呈现出多层面发展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地方属吏、军府僚佐以及地方军职三类职官中。尽管文武分职得到了极大的推进，但魏晋南朝也是官职相兼急剧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武分职的实际意义。兼职不仅在地方与中央职官中都有突出的表现，而且还体现在战时文职与侍从之职的领兵出征上。不同类型的兼职意义亦不尽相同，体现出实际行政的某些需要。　　汉晋南朝时期人群也已经产生了文武的区分。依据个人知识结构及能力的差异，文人群体可分成儒生、文吏、文士、名士等几类，凭借文化知识及吏能为官者即文人官僚。武人群体可泛指勇猛有武略而少学术的人群，也指活跃在军队与战场的军人，从军为官以及主要凭借军功晋身的人则被视为武人官僚，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又大致可将其分为军户、平民和将门三类。但是，时人关注、评论最多的武人群体则是从军为官及主要凭军功晋身的武人官僚。文化家族与军功家族的文武性质也在特定形势下发生着双向的转变。从选任方式来看，察举、辟召和中央任用等方式主要以文人群体为对象，但同时也将勇武少文化者囊括其中。　　汉晋南朝时期文武官僚的仕途已体现出渐分的趋势。虽然制度上对文武官僚的任官并无明确限制，但具体授官上仍存在较明显的倾向性。从起家官来说，武人官僚从中央任命的官职起家者甚少，而且博士类学官以及王国官属几乎是文人垄断的起家官职。不过文武官僚也有共同的起家官，如两汉的郎官，三国以降的禁卫武职、州郡属吏、军府僚佐等，但任职比例与具体官职存在差别。而且，这一时期尤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地位对起家官的重要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武人官僚中的将门与将家子，在起家官上明显高于其他武人官僚，与文化士族具有较多相似性。就仕途迁转而言，武人官僚以宿卫领兵之职掌为主，且很少担任中央文职，减少了对中央行政事务的干涉;反之，文人官僚任官的限制较少，但亦体现出从宿卫、征讨之职中逐渐撤离。不仅如此，从纵向看，武人官僚的任职在东晋前后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两汉时武人官僚的任官体现出比较单一的特点，很少兼任。东晋以后，兼职获得长足发展。将军号、禁卫武职、近侍之职、军府僚佐这些带有品位性质的官号互相配合，共同调节着武人官僚的身份地位。这一方面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武将储备，必要之时他们即被委以实际的宿卫、征讨之职责，另一方面，这些官号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权益保障。　　总之，汉晋南朝时期在文武职官、群体、仕途三个方面都体现出了较明显的区分，但亦存在着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