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抓取行为是任一主体开展数据活动、实施数据挖掘分析和利用的必要活动之一,是数据采集、传播与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的法律规范在调整数据问题时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具针对性,我国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规范太过零散,导致在实践中对于数据抓取行为常常出现无法可依、无从适用、边界不明确、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现阶段,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数据抓取或是数据收集行为的规范主要以“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作为其合法性要件规定,而当数据抓取行为涉及违法边界时,根据行为性质、所抓取的数据客体性质等要素的不同又可以适用不同的违法性判定模式。对于个人数据以告知同意原则为基本要求,对于商业数据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为行为正当性的判定标准,对于政府数据则以信息系统的安全和国家秘密的保障为行为底线。当前在互联网和数据立法较为领先的域外各国实践中,美国在立法上逐渐限缩对数据抓取行为的强保护、在学理上引入了场景化规制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以领英案为最新判例推动法律规制,欧盟在数据立法方面体系完整、在数据库的保护上有着独特的体系。参考其立法司法经验,我国应该将数据领域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找出数据抓取行为的共通性,以数据法学理论为基础,有针对性的开展数据领域的法律规制。以数据抓取行为为切入点探讨我国数据领域的法制进路,应当以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为核心,重视数据安全和管理,发展数据应用和流通,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数据抓取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判定以“三步法”为标准,改进和细化对于各类数据抓取行为的规制模式、边界判定标准,建立一个完善、明确、先进的数据抓取行为规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