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程序是价值评价不断碰撞的结果,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也应充分体现价值位阶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然而,与这一义务性规范相对应的授权性规范,即证人免证特权,却是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证人这一极为重要的诉讼参与人,影响着整个诉讼进程中价值和利益的分配,更是公民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重要途径。当刑事诉讼作为一项仪式展现在公民面前时,其价值评价以及引导的作用和意义就要高于对于打击犯罪的意义。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证人免证特权制度出现了法的移植和继承,许多国家都在其证据法中规定了相应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的丰富,成为证据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通观各国立法,证人免证特权是基于沉默权而衍生出来的权利,亦或者是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更广泛意义的解释。证人免证特权不仅是对于证人证言可强迫性的一种理性的对抗,更是刑事诉讼法对于社会基础性利益的一种保护。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不仅代表着一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程度,同时还体现着一国社会价值的分配标准,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权衡多方社会利益成为新的时代诉求,对诉讼资源以多重的价值标准进行分配,而且不能因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打破其他上位阶的社会秩序和相应的价值。因此,确立证人免证特权制度,既有利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体现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需要;同时,也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反映刑事诉讼和刑事证据法发展的需要。本文在研究证人免证特权的一般问题之后,对德国、日本、美国的证人免证特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中收获一定的启示。在对我国立法现状进行反思之后,通过寻找免证特权制度的宪法依据,明确证人免证特权制度范围,通过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主体要素、免证特权制度客体要素、免证特权制度程序要素以及免证特权制度例外限制要素,演绎了构建我国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基本设想,以期为构建我国证人免证特权制度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