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愿性社团组织的研究,理论模式主要有公民社会、法团主义。已有的关于近代中国自愿性社会组织的研究,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其理论模型也主要是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在解释非民主社会的窒碍之处早已被意识到,不能突破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就社会组织本身探究其功能和意义,对于社会组织生长的政治与社会生态缺乏宏观认识。本文以近代中国的工商行业性组织(会馆、公所、同业公会、商会)为对象的研究,通过把社团组织放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背景下探讨其功能与意义,试图突破这一理论模式,建构理解过渡社会自愿性组织的新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工商行业性组织与现代利益集团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同的地位——都是介于国家与公民、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中介团体。但工商行业性组织所生长的制度背景的差异决定了这一结构的功能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自愿性组织构成了限制国家权力扩展、制约政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在近代中国,自愿性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协助政府政策执行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商人(资产阶级)及其组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本身具有侵蚀旧的社会结构及其建立于上的政治制度的潜能,但就中国工商业阶层看,工商行业性组织在主观意识上是保守的力量,以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并非是主动推进国家制度变革的主体力量。然而,中间团体在近代中国,也决非如傅士卓所言,主要起一种消极的、去动员化的功能。在现代国家形成中,这些在传统体制中萌生的中间团体,在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功能:1.在传统王朝崩溃,现代国家权威缺失的背景下,作为军阀与地方社会之间的隔离层,既把外部侵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又维护了社会秩序;2.在现代国家主权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协助政府政策执行,增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能力,使国家能够整合和控制社会。3.在国家与社会制度化的联系机制——议会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的情况下,作为民意机关,维持着国家有限的合法性,同时也把政治权利扩展到精英阶层。对于未建立起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中间团体是拟制的议会和政党,或议会、政党的替代物,——可以维系一定的利益输入、合法性,并有着议会、政党所不具有的功能——强化国家控制,把一切政府的反对力量排除在外,由此实现动员和控制的平衡。从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意识层面,在增强国家与社会沟通和联系的意义上,中间团体具有潜在的促进政治民主的作用,尽管这一功能是相当有限的。在政治制度上缺乏公民权利保障的前提下,自身的组织特征造成的功能障碍,也使中间团体极其容易偏离利益表达的方向,沦为弱输入强控制的“国家权威社会性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