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两江汇流把重庆城市分成了三个部份,主体的重庆府(巴县)位于两江汇合处,两江以北的部份为江北,长江以南的部份为南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形环境,使得过江大桥、索道和缆车还没有在重庆出现之前,渡船便成为了沟通两江三地人员与物资相互往来的唯一工具。抗战前的重庆城市渡江工具主要有木梢船和汽划。在1927年重庆建市前,来往于两江三地的船只为木梢船,其经营方式分为义渡和民渡两种,以义渡为主。重庆建市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民渡逐渐取代义渡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同时在朝天门地区也出现了由机器推动的第一批汽划船,但由于自身和外在原因,汽划的发展并不顺利,因而这一时期重庆城市的主要渡江工具仍是木梢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政府机关和企事业等单位迁入重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重庆市内水上交通问题日益严重,刺激了木梢船的发展,但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木梢船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船只小、安全性低和载客量少等弱点,不能满足商旅行人渡江的需求,因而促使了轮渡的产生。重庆轮渡公司作为一种新兴事业,同时是一个效仿公司法和股份制有限公司的规定而建立的官商合办的股份制企业,在公司内部建立有层级管理制度,加强了对船员的管理,保证了公司在战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轮渡船只数量的增加、客流的增大、航线的增开、航线班次的提高上,而且表现在其对码头的改进、渡船秩序的维护、船运安全性的管理上。战时重庆轮渡业的发展又是有限的,因为它的发展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它的发展受到自身运营管理机制不善的制约。如公司内部管理不善,造成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管理及票务人员贪污腐败,使得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制约了战时轮渡的发展。其次,它的发展受到了同业竞争、日机轰炸、物价上涨、票价允许涨幅过低等外部因素的制约。比如与木梢船业的竞争和利益分割,便对轮渡公司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又如抗战时期的日机轰炸,使轮渡公司损失船只、船工及物资,延缓其发展。还有战时重庆物价飞涨,公司票价却受市政管束而涨价幅度过低,甚至滞后于物价上涨,以致公司运营亏损、资金匮乏、发展艰难。到1943年3月,重庆轮渡公司被民生公司兼并,从一个官商合办企业变为了私营企业。重庆战时轮渡公司的有限发展,仍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它使轮渡不仅逐渐成为抗战时期重庆商旅市民过江的首选,满足了商旅市民安全出行的需要,而且在战时日机轰炸时疏散转移城区商旅市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改变了重庆水上公共交通的格局,推动了重庆城市水上交通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