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一项跨学科的元科学研究(metadisciplinary inquiry)，其宗旨是以比较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的研究成果为参照，考察世界英语变体研究(world Englishes)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探究其在研究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缺陷，以期对该学科的发展有所启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比较修辞学和世界英语变体研究均主要以非本族英语(nonnative varieties ofEnglish)和本族英语(native varieties of English)的差异以及两者的使用者为研究对象。　　比较修辞学发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是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和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在第二语言写作领域的延伸，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第二语言（主要是英语）的学习者，其目的在于探讨学习者掌握英语写作的最佳途径。八十年代以来，比较修辞学的研究扩展到不同语言间语用的异同和不同英语间的差异两个领域，其目的在于研究前者和后者之间的因果关系(Connor,1996/2001)。世界英语研究的出现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其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和由此而产生的英语的本土化。该学科从一开始便大力倡导对“新英语”(new Englishes)的认可，呼吁对其所具有的特点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由此可见比较修辞学和世界英语变体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理念。　　该论文分七章。前两章分别介绍比较修辞学和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研究方法，目的在于介绍这两个研究对象相近的学科各自的发展轨迹和由此而产生的隔膜，进而说明两者间相互借鉴的必要性。　　第三章考察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的科学性问题。该章首先运用Kuhn(1962)的范式(paradigm)理论，考察世界英语研究的现状，得出的结论是:世界英语变体研究还处在一个群雄逐鹿的“前范式期”(pre-paradigmatic period)。笔者进而运用了比较修辞学家Matsuda(2003)在论证第二语言写作科学性时所提出的学科内元科学研究(internal metadisciplinary inquiry)方法:学科界定，回顾历史，方法论探讨和展望未来。在考察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该学科目前所需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1)对语篇的研究;(2)英语类型学问题，(3)方法论问题。　　第四章指出，目前对英语变体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句子层面，而比较修辞学对语篇的研究证明各种英语变体的区别更重要地体现在语篇层面，因为在语篇层面文化社会因素和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美英语的差异如此，印度英语和新加坡英语的差异如此，中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差异更是如此。本章最后运用个案研究探讨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客观存在性。　　第五章讨论英语类型的划分问题。笔者对传统的ENL/ESL/EFL三分法以及Kachru提出的三大同心圆模式(three-concentric-circle model)进行了剖析，指出该类型的划分针对的是英语的使用者而不是英语变体，其标准是历史政治因素而非语言因素。笔者进而总结比较修辞学对ESL和EFL的研究，提出从语言学角度对世界英语变体应该进行两分（即ENL和ESL对立）的合理性。本章最后运用个案研究论证了“亚洲英语”(English as an Asian language)是一个基于地理政治因素而非语言标准的概念，是英语变体研究的一个误区。　　第六章涉及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的方法问题，指出目前研究存在很大的臆断性，在分析比较修辞学定量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入定量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本章最后分析了20篇我国数种常用外语类核心刊物英文论文摘要的“语步”(moves)，运用定量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学者所撰写英文摘要的特点，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性。　　第七章为结论，对本论文的观点作了总结，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课题。　　通过对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现状的考察和对上述有关问题的探讨，本论文期冀世界英语变体研究作为一门语言研究学科不断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