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都思是新教来华传教士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上承马礼逊、米怜,继续其文字、出版事功,翻译圣经、设立印刷所、编纂字典、创办报刊,同时又能有所开创。本文的目的,是以麦都思的著述为基础,结合十九世纪的历史资料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麦都思的宣教、出版、圣经汉译与汉学研究活动。麦都思采用适应性的宣教策略。他非常注重宣教的灵活性和策略性,这既有对马礼逊和米怜宣教策略的继承,也有因应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的创新之举。他一方面通过广泛游历、巡游传教以传播基督教义。另一方面他撰写了一些世俗的和宗教的作品,他的世俗作品旨在提高中国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地位,塑造传教士的儒师形象,以为宣教铺平道路,但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学、启蒙民众的作用；而他的宗教作品或借用儒家典籍的文本形式来装载宗教的内容,以期把宗教文本经典化,或融儒家哲学词汇于布道文本之中,以减少宣教阻力。麦都思是一位集学术传教与巡游传教于一身的典型的学者型巡游传教士,他的宣教方式及作品对后来的传教士有着深远的影响。麦都思在十九世纪的中文出版印刷史上几乎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人物。他参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撰稿及发行,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照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停刊,创建、运营墨海书馆,主编《遐迩贯珍》。他还对推动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麦都思还是十九世纪圣经汉译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前后共主译了四个译本。每一译本都渗透着他的殊异于同时代人的翻译理念；这种翻译理念是他睿智而富有远见的判断与思考的产物,同时也是他理性回应具体历史文化场域的结果。正因为他的超前的翻译理念,他的每一译本都能引领时代对圣经译本之需求。1837年出版的圣经译本《新遗诏书》,名义上是对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修订,但实际上是对新约的重译；此译本经稍加修改后就直接为太平天国所刊印。虽未获大英圣经公会赞助,但此译本仍在相当一段时间为在华传教士所采用,并对后来译本的术语影响很大。而“委办译本”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广传的文理译本,也是在“官话和合译本”出版之前最有影响力的译本。此译本优于《新遗诏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麦都思前后期合作译经的中方译者的中文修养和所享有的翻译自由度不同所致。1856年刊印的麦都思所译的“南京官话译本”是中国近代第一本圣经官话译本,是麦都思在继《新遗诏书》和“委办译本”之后的另一体现其翻译理念的译本。此译本系由文理译本转写成官话译本,这种方法开辟了圣经汉译的新路径。“南京官话译本”是麦都思先见性的看到了官话译本价值的结果,同时其广传也和太平天国起义有关。此译本刊行后引起其他一些官话译本的仿效,在历史上曾一度大量发行,并为后来一些译本用作底本或参考译本。麦都思是十九世纪前中期颇有影响的汉学家。他不仅有着非凡的语言才能,还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编纂字典多部,在语言学,尤其是方言学领域表现出突出的才华,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后来的语言研究贡献很大。而且,他致力于翻译中国的典籍、方志等作品,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贡献。他的《书经》译本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译本,并为随后的理雅各《书经》译本及1904年欧尔德(Walter Gorn Old)的《书经》译本做出了铺垫。麦都思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倾向调和,这一调和态度既是对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赞同和继承,又是对中国文化及现实深刻了解、体认的产物。他在圣经汉译、语言研究、典籍翻译、文字宣教等方面皆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了解西方及西方了解中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一定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