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表述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937-1949年间,中共在解放区展开了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实践。来自“亭子间”和“山顶上”的不同文化身份的知识分子汇聚于延安,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不均衡面貌。1942年《讲话》的发表,以“大众化”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并试图以此将边区的多种文化传统与话语力量整合起来。本论文选择丁玲和赵树理为两种文化身份的代表,将他们的写作理解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的革命参与方式,以此呈现知识分子在边区的“大众化”革命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情感经验与政治想象的转变过程,从而揭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内涵,并反思“延安道路”所包含的经验与危机。　　论文第一章主要围绕左翼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展开讨论。通过丁玲三十年代的写作实践,理解五四之后的一代“新青年”在“向左转”道路上所遭遇的私与公之间的表述困境。第二章考察进入陕北之后的丁玲,如何从一名文学家转变为“公家人”,以及由此带来的公私关系的重塑。第三章集中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进行解读,讨论整风以后,以情感转变为诉求的“大众化”想象如何化解了丁玲长期以来的在公私之间的紧张状态。第四章通过对赵树理写作的“民间性”的考察,重新理解《讲话》的大众文艺观。第五章试图在根据地的特殊政治关系中探讨赵树理作为“翻译者”的写作实践,从而揭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所包含的矛盾与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