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作为一门为法律提供服务的应用学科,其发生发展必然以社会、法制的发展、演化、变革为转归。本文以社会、法律的发展变革为背景,研究中国法医学的发生、发展及演化过程。中国古代的法医学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发展条件,这就决定了它虽是一门为法律服务的科学,但却要以“礼教”的要求为转归,“礼教”规定了它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是一门应用科学,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它的主导者和研究者却是各级官员,官员成了法医学的核心人物,如宋慈、王与等。以上两点正是中国古代法医学的特殊性所在。中国的法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迂回曲折的前进方式。一方面它起步极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受到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被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严重限制。当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汉代,法制思想由“法”入“儒”之后,它的前进方向、发展极限便仿佛已经被注定。唐朝对法医学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唐律》对法医检验的规范作用不可忽视。两宋,我国古代的法医检验开始进入成熟期,并产生了现今存世的第一本法医学专著。元,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动摇了儒学的地位,为我国的法医检验带来了一股新风。明初,朱元璋的“杀运三十年”使得一切又归于平淡。清朝,我国古代的法医学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迈上了一个高峰,产生了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法医学家和优秀的法医学作品。另外,本文为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法医学家立传,并着重介绍了他们的作品,此外,又对现今存世的法医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疏理,对其内容、价值、版本等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