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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59—1975年的十六年间，诸多学者通过不断的努力，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平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汉文文书就达2700 多件。本文主要對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用字进行具体研究。主要对文书中的公文类文书、佛经抄本和古籍抄本、习字文书、随葬衣物疏以及往来私信文书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演变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H211 【文献标识码】A
吐鲁番出土文书大都是出于晋唐古墓的写本文书，晋唐之间也是俗字通用的一个高峰期。同时，因为是写本文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书手的差异性的影响。一般都是习用正俗字、异体字，常见武周新字。
一、主要用字的界定
（一）俗字的界定
俗字是指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是在正字的基础上或简省，或增繁，或者改变正字的写法，变得不可认读。因而对俗字的研究首先必须能认识是什么字，才能做其他的相关研究，也就是对俗字的考释。对俗字考释论文非常多，都是对某一个俗字进行探源式的分析，以明确与之相对应的正字是什么。当时通行的俗字或体许多都在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先生主编的《说文解字》中收录；现有最早的一部辨正楷书字体的书由唐代颜元孙主编的《干禄字书》，之所以说它等同于后世的异体字表，是因为这本书以《说文解字》所载的字为正体，从而将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正字是一定的汉文字系统中用于正式场合的字体，占据主要地位；而俗字则适用于民间，是次要的辅助字体。俗字的特点是具备通俗性、时代性和任意性，这是与正字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俗字的特点之一就是通俗性，作为一种通俗字体的俗字，字形简单易学，一般都适用且兴盛于民间。
其次，不同时期与正字相对的俗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俗字因时间而异，这是俗字的时代性特征。俗字总是在与正字的比较中存在，正字和俗字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俗字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随之改变，两者之间会发生转化。
俗字简单易写，这与文字发展趋于简化的趋势是相适应的，这是俗字的任意性。虽然符合趋势，但由于俗字产生于民间，书写者任意而为，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简化标准，汉字原有的理据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俗字是指与正字的笔画构件不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所以，正字与俗字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别字是书写者一时笔误而造成的错字；而俗字则是书写者有意而为之，之所以能成为普遍通用的产物，是因为书写简便的缘故。
（二）异体字界定
异体字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的一种特殊文字现象，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 文，到两汉时期的简帛文字，再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碑刻文字，这一现象贯穿始终。在传统文字学上多以“或体”来阐述这一现象，又有称之为“或作、亦作、同”等。但“异体字”这一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汉字整理过程中被正式提出的，一直沿用至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家对“异体字”的定义众说纷纭。
我们可以把自从《一异表》公布之后，学术界对于异体字的界定从本质上分为两种类型：（1）异体字是同词异形现象，即异体字是记录同一个词的不同的书面形式，实质上包括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同字关系的字，也包括记词功能部分重合的字；（2）异体字是同字异体现象，即异体字是为语言中同一个词而造的不同形体及其书写变异，范围相当于我们上面所说的同字关系。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林曦，他说：“从丁西林起，异体字的定义就是：音同义同而形不同的字。可是在用汉字记写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尽管音义稍有不同，但因长期通假而形成的异体字。例如：‘灯心草’的‘心’，有时写作‘芯’……‘芯’完全是个不必要的后造形声字，是记写‘灯心’‘灯心草’等词的异体字，可以废止。另外，‘芯’又读去声xìn，其含义仍是中心部分，用于写蛇的‘芯子’和‘岩芯’‘矿芯’等词。”
二、主要用字的理据分析
（一）俗字理据分析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自然要求语言中的词或语素之间在语音或语义上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表音文字以字母的组合表示词的读音，还是表意文字用各种符号表示语素的意义，文字必然是既有音又有义的，作为语言符号与语言音义上的联系也就是文字的理据性。
我们可以通过吐鲁番俗字与许慎主编的《说文解字》，以及其与正字书的比较来分析俗字的理据性，此外还要研究分析俗字中有理据的字最终的发展趋向。以相似构件代替正字构件，使其失去了原来的字理，削弱了正字的理据性，在吐鲁番俗字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二）异体字理据分析
学者提出的观点定义的异体字范围的大小略有不同，包括三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譬如“泪”是会意字，“淚”是形声字，即会意字与形声字之间的区别；第二种，譬如从攴束声的“敕”变成了从力束声的“勅”，从欠的“歎”变成了从口的“嘆”，从糸的“絝”变成了从衣的“袴”，即改换意义相近的意符；第三种，譬如“线”虽然是从“戋”得声的，但“線”却是从“泉”得声的，即改换声音相近的声符。
广义异体字按照裘锡圭先生所说的观点，主要是为了照应《一异表》在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着重分析的是狭义异体字。裘锡圭先生认为，狭义异体字总共应该分为八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加不加偏旁的不同；而表意、形声等结构性质上的不同是其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同为表意字而偏旁不同的异体字；同为形声字而偏旁不同的异体字是第四个层面；第五个层面是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的异体字；第六个层面是省略字形一部分跟不省略的不同；某些比较特殊的简体跟繁体的不同是其第七个层面；第八类异体字则是因讹变而造成不同。
三、主要用字的演变与发展
习字文书是古代的学生习字而写成的，字体工整，法度严谨，没有花哨的技巧，但是能见汉字书法的功底深厚。也许是老师传授的笔法，也许是自己喜爱的风格。习字的范本一般为古籍抄本与传世碑帖，所以体式也是沿袭了官方正体的楷书。另外，初学习字的时候，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写得一笔一画，严谨工整，尽量不使用连笔的快写体式。 （一）俗字的发展
四册文书中的习字文书并不多，仅有十件。其中，《千字文》习字书三件；《论语》习字书两件；诗词一件；算学文书一件；其他习字书三件；习字纸一件。
《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是用来教授儿童基本汉字的一首长韵文。它是一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是南朝梁周兴嗣（470─521年）创作的。《梁书·周兴嗣传》载：“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另《尚书故实》载：“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段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日：‘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
《论语》也是串通的儒家经典之作之一，我们一直到现在仍将这部作品列入启蒙教材之中。同时，在这些习字文书中，不仅有这样文学类典籍的痕迹，还有一件算学文书，说明唐代高昌地区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人文学科，还有算学课程，课程设置与学习内容和中原内地是相同的。
（二）异体字的发展
《论语》习书出土于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本件无纪年，据编者推断不晚于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文书由于裁剪，仅存两行文字。文书书写还算工整，从笔法上看是成熟的楷书体式，但结体不够规范，应该是初学习字的孩童所写，其中“曰”“而”“习”“自”等字的横折笔是典型的楷书笔法，书写方式是正确的，但转折换锋之度未能把握恰当，导致横折处形态过于夸张，显然还未能熟练掌握运用，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恰到好处。
《千字文》习字残卷出土于阿斯塔那一五一号墓，本件无纪年，残存文字不成篇章，书写使用楷书体式，法度严谨，从书写上可以看出作者已经具有一定的书法练习基础。
书于唐景龙四年的孔氏本郑氏所注《论语》与《十二月新三台词》，两篇习字文书都是由卜天寿所抄写，均使用楷书体式，排列整齐，每一部分的书写都很工整，偶有行书体式掺杂其中，但不失美感，颇见书法功底。
参考文献：
[1]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2]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3]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4]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塔玛拉·肖开提（1988-），女，新疆喀什人，喀什大学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演变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H211 【文献标识码】A
吐鲁番出土文书大都是出于晋唐古墓的写本文书，晋唐之间也是俗字通用的一个高峰期。同时，因为是写本文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书手的差异性的影响。一般都是习用正俗字、异体字，常见武周新字。
一、主要用字的界定
（一）俗字的界定
俗字是指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是在正字的基础上或简省，或增繁，或者改变正字的写法，变得不可认读。因而对俗字的研究首先必须能认识是什么字，才能做其他的相关研究，也就是对俗字的考释。对俗字考释论文非常多，都是对某一个俗字进行探源式的分析，以明确与之相对应的正字是什么。当时通行的俗字或体许多都在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先生主编的《说文解字》中收录；现有最早的一部辨正楷书字体的书由唐代颜元孙主编的《干禄字书》，之所以说它等同于后世的异体字表，是因为这本书以《说文解字》所载的字为正体，从而将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正字是一定的汉文字系统中用于正式场合的字体，占据主要地位；而俗字则适用于民间，是次要的辅助字体。俗字的特点是具备通俗性、时代性和任意性，这是与正字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俗字的特点之一就是通俗性，作为一种通俗字体的俗字，字形简单易学，一般都适用且兴盛于民间。
其次，不同时期与正字相对的俗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俗字因时间而异，这是俗字的时代性特征。俗字总是在与正字的比较中存在，正字和俗字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俗字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随之改变，两者之间会发生转化。
俗字简单易写，这与文字发展趋于简化的趋势是相适应的，这是俗字的任意性。虽然符合趋势，但由于俗字产生于民间，书写者任意而为，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简化标准，汉字原有的理据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俗字是指与正字的笔画构件不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所以，正字与俗字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别字是书写者一时笔误而造成的错字；而俗字则是书写者有意而为之，之所以能成为普遍通用的产物，是因为书写简便的缘故。
（二）异体字界定
异体字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的一种特殊文字现象，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 文，到两汉时期的简帛文字，再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碑刻文字，这一现象贯穿始终。在传统文字学上多以“或体”来阐述这一现象，又有称之为“或作、亦作、同”等。但“异体字”这一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汉字整理过程中被正式提出的，一直沿用至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家对“异体字”的定义众说纷纭。
我们可以把自从《一异表》公布之后，学术界对于异体字的界定从本质上分为两种类型：（1）异体字是同词异形现象，即异体字是记录同一个词的不同的书面形式，实质上包括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同字关系的字，也包括记词功能部分重合的字；（2）异体字是同字异体现象，即异体字是为语言中同一个词而造的不同形体及其书写变异，范围相当于我们上面所说的同字关系。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林曦，他说：“从丁西林起，异体字的定义就是：音同义同而形不同的字。可是在用汉字记写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尽管音义稍有不同，但因长期通假而形成的异体字。例如：‘灯心草’的‘心’，有时写作‘芯’……‘芯’完全是个不必要的后造形声字，是记写‘灯心’‘灯心草’等词的异体字，可以废止。另外，‘芯’又读去声xìn，其含义仍是中心部分，用于写蛇的‘芯子’和‘岩芯’‘矿芯’等词。”
二、主要用字的理据分析
（一）俗字理据分析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自然要求语言中的词或语素之间在语音或语义上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表音文字以字母的组合表示词的读音，还是表意文字用各种符号表示语素的意义，文字必然是既有音又有义的，作为语言符号与语言音义上的联系也就是文字的理据性。
我们可以通过吐鲁番俗字与许慎主编的《说文解字》，以及其与正字书的比较来分析俗字的理据性，此外还要研究分析俗字中有理据的字最终的发展趋向。以相似构件代替正字构件，使其失去了原来的字理，削弱了正字的理据性，在吐鲁番俗字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二）异体字理据分析
学者提出的观点定义的异体字范围的大小略有不同，包括三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譬如“泪”是会意字，“淚”是形声字，即会意字与形声字之间的区别；第二种，譬如从攴束声的“敕”变成了从力束声的“勅”，从欠的“歎”变成了从口的“嘆”，从糸的“絝”变成了从衣的“袴”，即改换意义相近的意符；第三种，譬如“线”虽然是从“戋”得声的，但“線”却是从“泉”得声的，即改换声音相近的声符。
广义异体字按照裘锡圭先生所说的观点，主要是为了照应《一异表》在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着重分析的是狭义异体字。裘锡圭先生认为，狭义异体字总共应该分为八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加不加偏旁的不同；而表意、形声等结构性质上的不同是其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同为表意字而偏旁不同的异体字；同为形声字而偏旁不同的异体字是第四个层面；第五个层面是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的异体字；第六个层面是省略字形一部分跟不省略的不同；某些比较特殊的简体跟繁体的不同是其第七个层面；第八类异体字则是因讹变而造成不同。
三、主要用字的演变与发展
习字文书是古代的学生习字而写成的，字体工整，法度严谨，没有花哨的技巧，但是能见汉字书法的功底深厚。也许是老师传授的笔法，也许是自己喜爱的风格。习字的范本一般为古籍抄本与传世碑帖，所以体式也是沿袭了官方正体的楷书。另外，初学习字的时候，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写得一笔一画，严谨工整，尽量不使用连笔的快写体式。 （一）俗字的发展
四册文书中的习字文书并不多，仅有十件。其中，《千字文》习字书三件；《论语》习字书两件；诗词一件；算学文书一件；其他习字书三件；习字纸一件。
《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是用来教授儿童基本汉字的一首长韵文。它是一篇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文章，是南朝梁周兴嗣（470─521年）创作的。《梁书·周兴嗣传》载：“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另《尚书故实》载：“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段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日：‘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
《论语》也是串通的儒家经典之作之一，我们一直到现在仍将这部作品列入启蒙教材之中。同时，在这些习字文书中，不仅有这样文学类典籍的痕迹，还有一件算学文书，说明唐代高昌地区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人文学科，还有算学课程，课程设置与学习内容和中原内地是相同的。
（二）异体字的发展
《论语》习书出土于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本件无纪年，据编者推断不晚于高昌建昌四年（公元558年）。文书由于裁剪，仅存两行文字。文书书写还算工整，从笔法上看是成熟的楷书体式，但结体不够规范，应该是初学习字的孩童所写，其中“曰”“而”“习”“自”等字的横折笔是典型的楷书笔法，书写方式是正确的，但转折换锋之度未能把握恰当，导致横折处形态过于夸张，显然还未能熟练掌握运用，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恰到好处。
《千字文》习字残卷出土于阿斯塔那一五一号墓，本件无纪年，残存文字不成篇章，书写使用楷书体式，法度严谨，从书写上可以看出作者已经具有一定的书法练习基础。
书于唐景龙四年的孔氏本郑氏所注《论语》与《十二月新三台词》，两篇习字文书都是由卜天寿所抄写，均使用楷书体式，排列整齐，每一部分的书写都很工整，偶有行书体式掺杂其中，但不失美感，颇见书法功底。
参考文献：
[1]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2]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3]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4]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塔玛拉·肖开提（1988-），女，新疆喀什人，喀什大学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