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史家立场、叙述声部与述史方式三方面出发，对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历时性考察，并对大陆外史家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进行分析，力争梳理出近50年近百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编撰规律。　　 新中国开始至文革结束期间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初创期。此时的史家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撰写“新中国”文学史，即这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塑造了“新中国”形象，昭显了“新中国”性质与气象。“新中国”形象的塑造体现在文学史著注重“新”的历史起源，“新”的作家作品、“新”的文类以及“新”的文艺方针等方面。文学史文本呈现为政治话语的独白，书写方式是社论式写作，文学史语言具有社论宣告般的权威性、号召力和激情鼓动性;史家常常使用“我们”的人称，直接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立场;而能够体现出互文和多方向释义的注释逐步减少，甚至消失。用政治话语的独自方式书写“新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时期史家在年龄特征、知识范式、阶级认同等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他们自觉归依政治话语，从而将自己个人“我”的声音融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我们”之中。本时期文学史述史线索是同一的：新中国文学不断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取得巨大进步。这条述史线索在压抑与它竞争的其它述史线索之时逐步走向极端。这一方面受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编撰的影响，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形态更替学说机械僵化的运用。　　 文革后至199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建设期。本时期文学史著主要为客观化写史，史家站立在知识话语的立场，追寻历史的真相和历史规律，力争全面反映文学历史。体现在对十七年文学史进行重评，对“文革”文学不回避，大量书写文学史实三方面。史家着意探寻文学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开始按照文体、主题以及思潮进行文学史体例编排。这是因为史家进入学术成熟期，并响应了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求真史学思潮。而中国当代文学在本时期得到学科化，使得文学史叙述声部为知识话语的独白。课堂教授的层次性、知识规律的明晰性、学科开始的常规研究使得文学史编撰出现了条理化、语言风格客观化、史著雷同化等特征。本阶段仍然书写政治话语规定的建立在“三分法”基础上的历史分期、历史评价、述史线索。该种述史线索的权威性也是通过批判与规训获取，例如1982年对杂志《时代的报告》所提出的“十六年”进行批评。　　 19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进入探索期。本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客观化、个人化文学史并存繁荣。个人化文学史站立在个人立场之上，以“六经注我”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本时期文学史著在编写形式，编写体例、文本选择、文学阐释、文学史概念、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与个性化色彩。这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家，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文革”度过，“新时期”才进入大学的一代学者。自身的经历与西方史学思潮相互呼应，特别是主观史学以及年鉴学派历史学对他们影响甚大。他们通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探讨并创建了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从而导致了本时期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色彩。本阶段的当代文学史文本出现了多声部。文学史著类似史家在主持多方会谈，文本内各种声音形成多元对话，众语喧哗。文学史实的理解不再是唯一，而需要读者重组真实。文学史分期与述史情节也开始出现个性化。出现了封孝伦的英雄主义与人性的交响曲；洪子诚提出的“一体化”；陈思和的从“共名”走向“无名”，民间与主流的互动等述史情节。也有史家用现代性理论框架来思考并编撰现当代文学史。　　 “他者”的文学史一方面是指相对于中国大陆文学史家，大陆外文学史家是“他者”;另一方面是指这些史家书写的不是他们自己地区、国家的文学史，而是异于他们的“他者”的文学史。这些史家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坚持知识分子直面写史，但又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们的文学史中存在两种文学、文化对话的声音。其中林曼叔、杜博尼的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和文学史述史线索上做了比较成功的探索。林曼叔认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是作家、理论家等人对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杜博尼则将20世纪中国文学归结为三个述史情节：走向新文学、回归传统及重估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