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压力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掀起了一股以横向合并为主的并购浪潮。由于横向合并很可能会带来价格上涨的单边效应,一直备受各国反垄断当局的关注。我国在2008年颁布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其本身的条文规定颇具原则性和框架性,其中对横向合并反垄断审查的制度建设更不完善。因此,加强对横向合并的反垄断研究是我国《反垄断法》得以顺利实施的内在要求。本文以古诺竞争模型和Bertrand竞争模型为理论基础,在对国内外有关单边效应研究文献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单边效应的经济原理、识别方法、评估规则、抗辩因素以及救济措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横向合并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消除了合并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改变了相关市场的竞争结构,从而使合并企业更有能力单方而提高产品价格、降低产品产量或质量、削弱创新,显然,单边效应是一种反竞争效应。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学原理出发,还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单边效应作为一种“竞争伤害理论”适用于中国。第二,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欧盟的做法,在判断是否批准一起合并时可以围绕如下分析框架进行：界定相关市场、计算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认定反竞争效应、考察市场进入和效率等抗辩因素,最后对反竞争效应展开救济。在合并审查过程中注重学习新的经济分析方法(比如UPP测试法),并制定符合我国市场竞争特点的HHI指数临界值。第三,基于古诺竞争模型的资产剥离分析表明：(1)对合并企业进行资产剥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合并带来的单边效应,增加合并被批准的可能性。(2)从博弈论角度来看,非合并企业参与剥离资产竞拍的动力不仅是因为赢得该资产可以使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其它竞争对手得到该资产。而且市场中哪一家非合并企业最终赢得剥离资产,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和被剥离资产的数量。(3)在社会总福利标准下,要使一起具有反竞争效应的合并在附加资产剥离后获得批准,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剥离能够有效的纠正合并所带来的潜在反竞争效应(单边效应)；二是剥离不损害合并双方的利益；三是剥离后可以改善国内社会总福利。第四,本文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分析了企业合并的资产剥离问题,模型的分析证明了社会福利标准比消费者福利标准更加宽松,而且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剥离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尽管美国和欧盟在判断反竞争效应时采用的都是消费者福利标准,但本文认为采用相对灵活的社会总福利标准,将会更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对横向合并单边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第四章在SS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分析：一是在SS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效率因素；二是假设合并后的竞争策略发生变化,即合并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与非合并企业之间不再是古诺博弈,而是转为Stackelberg竞争。分析结果表明,当合并带来效率改进,且效率的提高足够大时,合并带来生产者利润增加的同时,也能够使市场价格下降、消费者福利增加,此时社会总福利是提高的。因此,政府应当鼓励这种“一石三鸟”的合并活动,同时,本文的分析也为政府在企业合并控制过程中应当纳入效率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本文第五章运用博弈论分析单边效应的救济措施,在古诺竞争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外资企业合并控制的资产：剥离模型。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1)以往的研究全部都是建立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之上,而本文则是基于社会总福利标准来探讨资产剥离的问题。(2)以往多是研究将资产剥离给在位企业或潜在进入者,考察范围仅限于国内企业的情况,本文将所涉企业进一步扩展到外资企业,分析外资企业合并过程中资产剥离的有效性及福利效应。这一扩展对中国《反垄断法》执法过程中的企业合并控制有着密切的现实意义：商务部至今公布的11起合并案例中全部涉及外资企业。(3)资产剥离通常是以竞拍形式完成的。以往研究仅仅是对剥离资产的竞拍结果作出了简单描述,而本文则对竞拍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模拟,分析了影响竞拍结果的决定因素。第三,本文第六章的研究基于我国反垄断执法的现实需求,首次对我国商务部审查决定公告的11起案件进行了综合的分析,通过公告形式的演变,来透视商务部反垄断执法效率的改进,识别反竞争效应能力的提高,并以此揭示我国反垄断执法初始阶段的整体特征、规律、演化趋势及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