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开始从传统民居转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其研究内容涉及聚落空间和形态、聚落区划和谱系、聚落演变、聚落保护与发展、民居更新、古村整治和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然而，自2006年起，基于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引领我国农村建设进入深化改革阶段的同时，也把传统村落推向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境地。如何在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城乡统筹的同时又能保持传统村落的优质基因，是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湘南地处湖南南部，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使得湘南遗存有大量的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的汉族宗族传统村落。这些村落空间形态在古代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政治政策等深层结构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封闭内敛、密集有序、丰富多变等特点。不仅如此，这些延续至今的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还留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政治政策的烙印。然而，在面对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时，则往往呈现出巨大的不适应性，并由此导致传统村落空间肌理和整体风貌遭受严重破坏。因此，本文讨论了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演变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适应性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据粗略统计，目前湘南尚遗存近百座传统风貌和空间格局仍具特色、传统建筑集中成片的汉族村落。这些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古代交通要道，但近现代交通重心发生偏移的地区，或地域环境相对独立的地区；其微观环境普遍具有背山面水、田连阡陌的特点。遗存下来的湘南汉族传统村落主要为宗族村落，其中以单姓聚居村落为主。2、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不仅指一定时期内具体表现出来的空间结构和形式特征，而且是该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政治政策等深层结构的映射。因此，采用发生学方法，运用历时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从古代（北宋-晚清）、近代（晚清-1949）、现代（1949-1978）到当代（1979-至今）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具体的形态特征，并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政治政策等方面深入剖析了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形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演变动力机制。不仅如此，随着2003年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制度的建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古村落旅游业的兴起，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出现了恢复型、控制型和突变型等外来干预型的演变类型，因此导致其空间形态的演变轨迹和形态特征也相应出现了分化。3、传统村落是一个复杂系统，其复杂性既体现在其内部子系统数量众多、层次丰富、类型多样且关联复杂上，同时也体现在其外部属性多样、运动状态和形状复杂等方面。因此，文中运用复杂系统自组织理论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剖析了湘南汉族传统村落在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等不同历史时期演变的自组织性，认为除了现代社会中村落系统不存在耗散结构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外，其它三个历史时期村落系统的演变都遵循自组织演变规律；同时，也分析了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村落系统负熵流的吸入和行动主体间的竞争与协同是自组织系统演变的动力。4、通过对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的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合理引导居民自建住房、配套村落基础设施、完善村内文化娱乐设施、满足居民精神性价值需求等成为湘南汉族传统村落现实发展的内部需求。因此，在保护好这些传统村落整体风貌和空间格局的前提下，如何改善其人居环境和居住条件，并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精神性价值需求，成为当代湘南汉族传统村落适应性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5、根据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消农业税和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制度的建立等新的发展机遇，以及湘南汉族传统村落中村民对村落建设的内在需求，提出了湘南汉族传统村落保护、旧区整治、新区规划等方面的适应性发展对策；认识到只有从村落系统内部如产业转型与升级、凸显传统村落自身资源优势等方面来加强村落建设，并通过培养新型农民、充分发挥村民保护主体地位等方面来全面提升村民的自组织能力，把外界干预行为最终转化为系统的自组织行为，才有可能实现传统村落的复兴和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