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时期的中国传统宗教,因其崇拜对象的多种多样,而似乎显得杂乱无序,然而若进一步深究,则会发现隐伏其中的历史线索,显示着这个神灵崇拜体系实有规律可循,并呈现为一主多辅的结构特征。对这种特征成因的探寻,在于深入理解形成这一神灵体系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处各阶段的历史文化特征。本文从原始社会时期着手,经夏、商、周三代,通过梳理每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宗教与具体历史情境的互动关系,来试图把握和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征和特性。原始社会时期的宗教尚处于萌芽状态,同世界上其他原始宗教相比固有很大的共性,但通过丰富的地下墓葬资料,能够看出此时祖先崇拜较为进步。在原始社会晚期,即部落联盟时期,发生了颛顼领导的“绝地天通”宗教改革,祭祀神灵的最高权力收归联盟领袖所有,从而在神灵世界中首次确立起至上神这一观念,一众神灵开始有了统归。迈入阶级社会后,对于处在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夏商时期,农业经济逐渐兴起,定居生活条件下的氏族组织稳健发育起来,在贵族统治阶层的助推下开始形成宗法血缘制度,于是在宗法社会的温床中,农业崇拜同祖先崇拜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宗法等级的顶端,专制君王树立起至上神的天神权威,使王权统治有了来自“帝”（天神）的神圣允诺,王室先祖升至帝廷,能够向帝转达人间君王的请求,从而护佑子孙。帝在很大程度上是拥有自然权能的人格神,因而人间的王同天上的帝之间具有彼此映照的二元对应关系。这种照映关系无疑是虚幻的。至商纣王昏庸无道,僭越神权（其实不过是异化了的自我僭越）而政权将倾,西岐周邦即起而代之,这一历史变革促使周王不得不重新界定人王与上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由此提出“以德辅天”的政治神学理念,在至上神与君王之间建立起具有人文理性特征的契约关系,因此,“帝”的涵义进一步得到分化,其社会属性逐渐增强,自然属性相对退居其次,从而至上神被抽象为“天”。天与周王之间依中介之“德”而构成可沟通与反馈的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周王宣称自身为天之元子,借至上神的力量强化和稳固了宗法血缘制度,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由此更为发达,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体系中的主体信仰。周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因而围绕着农业生产活跃的自然崇拜得以长盛不衰,其中社稷崇拜,逐渐发展为整个社会的象征,成为周代国家宗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延续下来;另外,自原始社会时期就存在的日月山川崇拜,以及其他各类鬼神崇拜,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如在远祖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圣贤崇拜等。至此,体现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崇拜体系逐渐成形而趋于完备。在它的整个神灵谱系中,呈现出类型多样、兼容并包而又主次有别、相辅相成的一主多辅特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与绝对一神教相比较,具有一主多辅特征的中国传统宗教是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产物,它反映了三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特点,并对中国文化的风貌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