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在嵌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组织生命力概念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发现了地缘商会的“双重嵌入”特性,探索了其运作中的多元“双向嵌入”机制。地缘商会因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家聚合体,并具备地缘乡情、工商从业人士、自发形成、无行业及规模限制、自主治理、涉及两地域等特质,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以服务会员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辅助政府治理为三大核心功能,因此暗含着其发展嵌入到经济、社会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场景之中。而官方称之为“异地商会”,内含其嵌入的空间是双重的,既有乡籍地的深刻社会底蕴支撑,又有所在地的现实环境约束,既受到两个空间中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也产生反向影响。本文称之为地缘商会的“双重嵌入性”。从运作的角度看,地缘商会双重嵌入的目的是汲取人力、文化、货币、信息、政治和社会等资源以实现三大功能。其中作为地缘商会运作主体与关键资源的人力,尤其是会长和秘书长等核心领导者,基于其它资源的支撑在与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多元“双向嵌入”特性。即其一,领导者以文化符号的身份嵌入到地缘商会这一社会组织中,同时商会又通过领导者对这些文化内涵加以利用,形成了社会(文化符号)与市场的双向嵌入和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双向嵌入:其二,核心领导者往往兼具政治身份,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将相关党政方针政策嵌入到商会的运作当中。同时,作为商会的热心组织者、管理者、社会知名人士,他们又以社会(组织)的符号嵌入到政治体系中寻求各种资源和利益保障,形成了社会(组织)与政治的双向嵌入。地缘商会利用双重嵌入汲取的资源开拓出经济、社会、政治(政策)三大活动空间,同时也形成了在市场竞争、公益慈善和政策红利三类夹缝中生长的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地缘商会多元双向嵌入式运作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路径。以组织的形态寻求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并通过架起桥梁、链接政府与市场,从而弥补市场与国家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生存发展所造成的裂缝,构成了地缘商会双向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规模限制及撬动资源能力的劣势凸显了其亟待保护性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而我国转型期经济结构亟待调整、政治形势变迁导致商会链接政府寻求公共服务无效的双重压力,致使部分地缘商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产生根本性动摇,成为其“脱嵌”的内部动因。通常情况下,地缘商会均经历资源堆积的功能理想化时期,资源摩擦的功能定位期,资源调适与功能稳定期。从而大致呈现三种发展类型:良性的双向嵌入式可持续发展、异化的脱嵌式发展、滞化的不温不火型发展,各自发展路径迥异。良性发展状态下的地缘商会探索出了规模化、乡土精神内化、制度化、品牌化、专业化的成长路径,并形成一种资源与功能的自洽机制,即:双重嵌入、聚合资源——学习、探索、修正——完善文化、创新理念——切中痛点、认真践行——塑造品牌、获得认可——回哺资源——生命力旺盛。而异化的地缘商会因超越常规商会范畴、非规范化管理、服务欠缺、链接政府失效等走向“脱嵌”之路。原因在于其组织资源与功能之间的自悖机制,即:文化拓展与精神支撑相悖,人力错位与动员机制相悖,总体指导思想和影响力与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相悖。滞化的不温不火型地缘商会如果有核心领导者大力投入和积极协调,则可能走向第一种类型,反之必然走向衰亡。本研究中的相关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以下一些启示:从地缘商会发展的角度,第一,应认真反思自己的发展史,积极寻求改变和规模化,从而形成更为坚固和强大的支撑力量;第二,须认清地缘商会存在的根基在于乡籍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支撑;第三,牢记地缘商会的使命是服务会员企业、社会和政府;第四,做好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第五,认清自己发展中的问题,增强自我调整能力。从政府治理社会的视角来看,国家一直通过特定途径嵌入到地缘商会当中,以保证自身基本路线得到维护和践行。地缘商会也应顺势嵌入到国家当中,以充分汲取各种资源,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力争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当地方政府的帮手。但切忌成为官商勾结的平台,形成个别人的利益交换工具。本文探讨了“双重嵌入”概念对类似于地缘商会的中国特定类型社会组织如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战友会及特殊的校友型地缘商会等的适用性问题。它们共同的特点均是作为组织嵌入到两个特定的地域(地点),从而受到两地社会关系的影响,并至少涉及国家——组织(商会中内含市场)——社会的互动问题。地缘商会运作中的多元双向嵌入性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性在互动关系层面明显增加了市场环节,更复杂也更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的“可分析策略”构建了组织生命力分析框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生态理论进行了细化,突出资源与功能的契合过程,是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