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商社是日本独有的企业组织形式，不仅集交易机能、金融机能、信息机能于一身，还从事国内贸易、出口、进口及转口贸易等多种经营。在日本近、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19世纪，它是日本开国通商的载体；20世纪中后期，是“日本制”商品行销世界各地的媒体；面向21世纪，它正努力培植创新发展的生命体以及重新架构新型商权。综合商社对后发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国际战略学为理论参照系及研究视角，通过对历史资料进行网络化处理，筛选关键“点”来解析综合商社的三三制运行机制，揭示其机能的三区结构，剖析其立体化、双轮驱动的市场战略，进而透视其核心所在—商权的结构性变化，勾勒出综合商社未来走势。文章还探讨了中国国有外贸改革中，采取综合商社模式的途径、范围，以便“为自己求理解”而写作，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第一章 综合商社的历时性演进 本章根据国际战略学三大战略流程理论，运用截断法勾勒出综合商社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演进阶段。通过回顾三井物产介入当时支柱产业—棉纺织业的过程，揭示出其在开国通商、富国强兵中的载体性作用；通过剖析丸红综合化过程，发掘出其三三制平衡推进机制，进而明晰综合商社是经济战中整合性业态的媒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伊膝忠商事等综合商社积极应对知识战挑战，以卫星通讯为切入点，从组织内部进行改革。贯穿综合商社的发展历程，日本政府总能在战略转折点上，向综合商社发出信号，并将其扶上马、送一程，发挥导航者作用。第二章综合商社的共时性机能发展 本章运用国际战略学三区理论，解析出综合商社的交易机能、金融机能和信息机能是一个动态运转系统，三者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首先通过深入钢铁流通领域，分析综合商社的交易机能的多样化、规模化及范围的经济性:商社金融只有被放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以及与金融体系的互动中，才能清楚其产生的原因，内化的趋势一自行投融资及异化的反向运转一脱离本业、以钱生钱，从而可以判明面向21世纪，商社金融将回归成长性本业，即信息产业等，在韧圈矽卜汇及资本主权风险，适度介入国际金融活动上发挥作用。综合商社初经商品流的洗礼、扩张，中经资金流的整合、重构，渐次培植自己对信息流的控制能力.第三章综合商社变革性的市场战略 综合商社市场战略的变革性在于构造海外市场的立体化序列。以美国为点—即国际战略梯次一级市场，以欧洲、亚洲两点为一线，由资源、能源、粮食等战略性物资多点组成面，以此对国际市场作出快速反应并满足日本经济社会对综合商社的要求。当综合商社海外市场前锋受阻后，便回采国内市场，以食品等为切入点，打入日本国内市场.通过运用资金持股、合并、培养自己的食品批发商等方式渗透到国内市场，经过运转最终形成双轮驱动的市场战略，把自己与日本经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各种力量铸造未来指向的新商权，即夺取信息产业及零售业等新商权.第四章透视商权的结构性变化 透视商权的结构性变化，阐释商权的一般性概念以及揭示构成商权的三个层面。关系性逻辑是为了构造连续性交易;综合化为扩展至多数产业提供结构保障;集团化逻辑则旨在开拓新领域和统合关联领域。商社是建立在商权基础上的。商权并非综合商社所独有，只不过综合商社处在日本经济网络中的结集点上，因此商权在它身上得以集中体现。未来商权的三个变化方向是商权空洞化、商权内化、商权在商社间及集团间转移。第五章综合商社对中国国有外贸企业改革的启示 本章运用比较方法，分析日本综合商社的独特性，综合商社为自主发展、自然演进、内外互动而成。与欧、美、韩相比较，其多样化程度最高，从形成上也与中国、韩国不同，其运转机制卜更是有很大差异，综合商社采取的是间接路线。韩国综合贸易公司则采取直接路线，是政府一手制造的。 中国国有外贸企业改革不应全部照搬综合商社模式，应以机电、重、化学工业为切入点。大型企业收购外贸公司，使其变成它的国际部一目标跨国经营;大型国有外贸企业以资金、产品、信息联系中小企业一目标综合商社:中小国有外贸公司放开，在专门领域拾遗补缺一瞄准专门商社。采用这种三三制运转机制，中国政府应汲取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所长，该管的管，该放的放。从而为中国外贸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