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今学术界关于区域文学文化的研究有很多,对于四川地区的文学文化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四川作为我国西南腹地的一个重要省份,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文学文化认知停留在“闭塞”、“蒙昧”这样的字眼上。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重审区域文化的热潮下,不少学者更是对四川的上述地域文化特征进行反复地描述与强调。这些学者的研究自有一定的价值,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四川文学文化的有利窗口。但是,“闭塞”、“蒙昧”等词语就能充分地涵盖四川文学文化的全貌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时隔二十年,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这一话题?再次对四川文学文化进行详细地辨析与考察?令人惊奇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四川地区走出了一批国家主义者,他们高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以“国家至上”为言行宗旨,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到了极致。诚然,极端膨胀的国家主义有其狭隘的一面,甚至会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但无疑义的是,国家主义“救亡图存”、“抵抗侵略”的基本诉求亦是爱国主义最典型的体现。这批国家主义者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而细察这批国家主义者的人生经历可知,他们大多是中学时代的同窗。一所中学便可以产生出一个政治团体,这的确是可惊叹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又恰好提醒了我们,四川似乎并不是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封建与落后,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四川,同样可以产生出一批心怀天下的爱国主义者。而在另一方面,“中学”时代是塑造人格的关键时期,中等教育应当有着不同于高等教育的特征与内涵。在四川当时的教育条件下,能进入中等学校学习的学生,已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因此,将焦点聚集在这批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走出的知识分子身上,便又多了一层可供琢磨的韵味与意涵。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讨论这些石室同人中学时代的求学经历。清末民初,全国中学实行军国民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本就能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而在当年的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里,另有一些事实亦为本文主人公将来的人生道路作出了铺垫。首先,他们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接触到了理化、美术、英语等新型科目,这些新式学科的开设为这批知识分子后来的留学深造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他们文艺观念的形成。其次,正直且具有革命思想的教员的引导,既帮助石室学子形塑了高尚的人格,又将革命的理念种植在了他们的心中。在中学时代末期,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爆发,促使他们认识到夔门内世界的狭小,他们陆续走出巴蜀,去到北京、上海甚至国外深造。而在学习与生活的交流互动中,这些石室学子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文化团体。第二章探讨石室同人在“五四”时期的文艺活动。五四运动的爆发与石室同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周太玄等人利用巴黎通讯社最先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电传到国内,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运动爆发之后,石室同人更是身体力行地积极参与。王光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连夜写下长篇报导寄往四川,在四川社会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曾琦亲自奔赴北京各大高校演讲,为学生加油打气。魏时珍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抵制日货。远在法国的周太玄则对陆徵祥等人施压,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签合约。此外,在传播新思想、新理念这一层面,五四时期的石室同人同样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曾琦宣扬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周太玄绍介了欧美先进的教育思想,王光祈提出了一套新的“礼”、“乐”观念,魏时珍宣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连居住在西南腹地的李劼人,也创办了《星期日》周刊,以抨击陈腐、过时的旧文化。而郭沫若虽被排挤在以石室同人为核心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群体之外,却仍以“新诗”为契机,在“五四”的文坛展露了头角。另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第一次将“国家主义”思想拧成了一股集团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文化立场则对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革命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产生了影响。第三章论述了曾琦、周太玄、李劼人等石室同人的留法岁月。1910年代末期至1920年代初期,在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的号召下,中国大批青年学子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人在域外,对祖国的眷念愈深,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情绪也就愈加强烈。在世界视域的观照下,曾琦等人愈发认为共产党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不可行,要拯救祖国,还须倚仗自己的实力。为与日益壮大的共产党相抗衡,曾琦等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共产党信仰阶级革命、赞同世界主义,青年党提倡全民革命、信奉国家主义,共、青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他们的矛盾也在日积月累中逐渐深化。共产党与青年党的争斗日趋激烈,少年中国学会终于在这两种力量的撕扯中解体了。与此同时,在与共产党人的论争中,青年党也逐步建构起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与青年党密切交往的李劼人深受国家主义思想感染,这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在李劼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作的“大河三部曲”及《天魔舞》中,一直贯穿着一条古老的“四川”逐渐融入现代“中国”的大线索。过去的学者通常将李劼人的文学作品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范本,却忽略了其作品中对“中国”的呈现,忽略了李劼人的家国情怀。第四章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在石室同人的引领下,国家主义势力的壮大与国家主义文学的竞相争艳。上世纪20年代,典型的刊登国家主义文学的刊物有:青年党机关报《醒狮》,青年党大本营大夏大学的《大夏四川同乡会刊》,以及著名的清华留美学生创办的《大江季刊》等等。《醒狮》中的文章大部分为阐释“国家主义”的政论文,少部分小说、散文、话剧等的创作皆贯彻着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国家利益的宗旨。《醒狮》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它的感染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国家主义文学社团,大夏大学四川同乡会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在《大夏四川同乡会刊》中,川籍知识分子表达了“爱四川等于爱中国,爱四川是为了爱中国”的浓烈的家国感受。在大洋彼岸,赴美留学的清华学子成立了大江会,大江会在受到醒狮社的吸引之后,同样卷入了国家主义的文学潮流中。闻一多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七子之歌》,顾一樵写作了精彩的历史话剧。以结果而论,大江会的文学成就反而高于其“领导者”醒狮社。第五章则将视线从“作品”拉回到“人物”,探索了石室团体内部各成员间的相互影响。郭沫若最初与属于国家主义外围组织的“孤军派”过从甚密,但随后中学同学间复杂的人事纠葛促使他倒向了国家主义的反面。诚然,郭沫若选择共产主义并不完全是由于人际关系的不如意所导致,但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郭沫若的政治转向,无疑打开了一个审视郭沫若的新维度。王光祈热爱少年中国学会,始终坚持着社会活动的理想。但石室同人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破坏了“少中”的原有宗旨,埋葬了王光祈少年中国的美梦。王氏只好借研究音乐谴志抒怀,终在刻苦钻研之后,成为了一代音乐大师。在王光祈的事业转向中,石室同人的因素不可忽视。魏时珍与周太玄在石室同人的感染下,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但就大体而言,两人依然将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看得更为重要,他们完成了由“士”到“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李劼人在情感上对国家主义抱有好感,却因向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拒绝加入青年党。巴蜀大地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由此也渐渐熏陶出了川人知足常乐、安于现状的生活品质。在“自足”、“自满”的巴蜀文化的影响下,长期居于四川、不愿出外闯荡的李劼人反而受其他石室同人的影响最小。从石室中学走出的这批知识分子搅动了时代的浪潮,影响、改变了中国现代史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与形态,他们不应被世人所忘记,而由他们的经历所折射出来的审视现代中国历史文学的“地方——国家”模式更应被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