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验是我国改革过程中的普遍实践与重要经验,将其与西方的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相结合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现有对政策试验的研究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尚存在不足:一是对基于中国独特政策运行过程的“中国故事”讲的还是不够彻底与通透;二是在利用创新与扩散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对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所进行的本土化调试还是不够到位。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挖掘与探索。研究中国问题需得植根于中国的政策实践。政策试验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的独特经验,其循环往复的试验模式尤其不同于西方常规的“先政策合法化再政策执行”的运行过程。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正是对“中国故事”的深描,即为: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创新与扩散有什么独特之处?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文继而展开对中国政治实践下的创新与扩散理论本土化应用的调试。结合已有文献分析本文发现,国内对创新与扩散理论的本土化调试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仍存在研究的不足。一方面国内学者对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特征研究相对不足,普遍存在将西方理论的结论简单套用到中国问题的情况,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为:以创新与扩散过程的时域特征为例,中国政治实践下的创新扩散曲线有什么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承接西方理论的研究范式,国内已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创新与扩散的行为研究而对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政策内容变迁“视而不见”。因此基于中国政府政策试验的实践,本文提出的第三个研究问题为: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政策内容是如何变化的?作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轴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央地政府间关系是进行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理论本土化调试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关于央地关系的研究理论比较丰富,总体而言可分为制度/结构与行为/过程两种分析路径。本文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政府-政策”的二维央地互动分析视角。其中“政府”主要是对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的行为主体进行描述,按照中国政府的组织结构,可分为条条与块块两种结构行为主体;“政策”则是对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的发生阶段进行描述,主要是从政策试验的试点与推广的两阶段进行分析。“政府-政策”的二维分析视角,相比单纯以“政府”或“政策”为分析视角的研究更丰富。其中“政府”维度从微观的组织结构解构了政府的内部运行过程,“政策”维度则通过政策试验的两阶段分析解构了政策运行过程中的政府互动行为。本文主要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的政策试验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建立上海自贸区是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推进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大尝试。上海自贸区的任务就是通过不断政策试验、总结经验并进行推广从而服务全国的改革与发展。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政策试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测中国政府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窗口。基于案例研究的丰富性与数据的可得性两方面考量,本文主要选取上海自贸区中的首批14项海关创新制度的试验以及“证照分离”制度的试验改革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重点分析。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献分析、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三个部分内容。其中第二章为文献分析部分,主要介绍了西方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国内政策创新与扩散和政策试验的有关研究,从而说明对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第三章为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政府-政策”的二维视角以及在该视角下对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的三个理论假设;第四章到第六章则为案例分析部分,以上海自贸区的上述两个案例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中国政治实践下的创新与扩散的独特性,然后分别对中国政治实践下创新与扩散的过程特征与政策内容变迁进行分析。下面主要对案例分析部分进行详细介绍。第四章在“政府-政策”的二维分析视角下,分别选取14项海关创新制度与“证照分离”制度的政策试验作为条条结构与块块结构下的案例代表,通过对这两项政策试验试点与推广两个环节的不同央地互动模式进行分析,本文得到了中国政府政策试验的两种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推广模式与渐进试点模式。首先,无论是渐进推广模式中从局部到整体的推广过程,还是渐进试点模式中从局部试点到扩大试点（或全面试点）的过程,各地方政府对创新政策的采纳过程本质上都是一个渐进的逐步采纳过程。因此我们得到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的第一个独特之处即在于创新采纳行为的渐进性。其次,政策试验源于对创新政策的不确定性,政策试验的过程即为对创新政策内容不断调试的过程。并且这两种策略模式下的政策内容变迁模式亦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得到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即在于扩散过程中创新政策内容的不同变迁模式。针对以上分析,本文继而提出了对政策创新与扩散理论在我国本土化应用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与两个调试方向——基于“政府-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以及关注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动态特征与政策内容变迁。其中,“政府-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提供了分别在相对集权与分权模式下研究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过程的可能性,两个调试方向则是对集权与分权模式下的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的过程特征与政策内容变迁的进一步考察。第五章即在“政府-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下,分别对集权管理体制下的条条结构在其政策试验推广阶段的创新扩散过程特征与分权管理体制下的块块结构在其政策试验试点阶段的创新扩散过程特征进行分析。同时鉴于创新扩散时域特征分析中“S”型扩散曲线的广泛应用及其背后代表的重要含义,本文将以创新扩散过程的时域特征为例展开分析,即在“政府-政策”视角下分别对上述集权与分权模式下的创新扩散曲线进行考察。并且为了突出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央地互动行为,本文区分了中央部署与地方实际扩散两种扩散曲线形式。条条结构渐进推广模式下的扩散过程也是该政策外部效度的试验期,中央部署推广下的扩散曲线呈现为“R”型曲线,而鉴于中央给地方预留了有限的自主权,地方实际扩散的曲线则呈现为陡峭的“S”型曲线形式;块块结构渐进试点模式下的扩散过程即为该政策内部、外部效度的同步试验期,中央部署试点下的扩散曲线呈现为缓慢变动阶梯型,地方实际探索过程中的扩散曲线则呈现为缓慢的“S”型曲线形式。一方面,不同于渐进主义决策模式下典型的“S”曲线形式,中国政府的创新扩散呈现出爆发性扩散的特征。创新的爆发式扩散与渐进式采纳共同构成了中国政府创新扩散过程中的重要时域特征,也是我国政府渐进改革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虽然不同政府结构不同试验阶段的地方实际扩散曲线都呈现为相似的“S”型曲线的形式,但两者背后的央地互动模式却是决然不同的。因此,在行为特征研究之外开启对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过程中政策内容变迁的研究范式是很有必要的。第六章则是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实践下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政策内容变迁进行的重点研究。主要发生在政策试验推广阶段的条条结构的创新与扩散,在集权的管理体制下中央部门对下级条条具有较高的控制权,但在扩散过程中为了创新政策的有效推广中央赋予了地方有限的自主权。地方在有限的自主权下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式采纳创新政策。但地方的这种适应调整只是作为地方特色存在最终并不会被纳入到国家政策中去。本文将这种政策内容变迁模式称之为授权下的制宜式执行;主要发生在其政策试验试点阶段的块块结构的创新与扩散,在分权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将一部分权力直接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得以参加到政策的创新与试验阶段。因此在试验的过程中,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自主探索试点,呈现出一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景。并且不同于条条结构渐进推广模式下的地方适应性调整,块块结构渐进试点模式下的地方试点经验最终却被吸纳到了国家政策中。因此,本文把块块结构创新与扩散过程的政策内容变迁称之为授权下的参与式创新。此外,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过程作为一个观测窗口,为我们展现了从微观视角下了解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央地政府达成共识的过程,授权下的制宜式执行与参与式创新即为央地政府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两种具体路径。本文主要是在央地关系的理论视角下对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政治实践下的创新与扩散的本土化研究。通过对“中国故事”的深描,本文得到了很多有趣且重要的结论。中国政府创新的爆发性扩散与渐进式采纳特征以及非渐进政策创新下的渐进式政策内容变迁模式均是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的执政环境所进行的策略选择,体现了中国政府渐进改革的智慧。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央地政府间关系的研究、基于政策试验的中国政府渐进改革的研究以及创新与扩散理论的本土化调试研究三个方面。然而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与亟待改进的地方。作为一项案例研究,本文最大的不足主要在于研究的效度方面。虽然本文对案例进行了深入详细而具体的描述与分析,但从研究的内部效度来看本文在某些方面仍然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作为有效支撑;同时从外部效度来看,本文主要是基于上海自贸区的两项政策试验进行的分析,有关中国政府创新与扩散研究结论的外推性仍待更多案例或大-N数据的佐证。最后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仍有很大的继续深入分析的空间。本文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初步探索,在很多方面都是浅尝辄止,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例如,在研究内容方面可以向“条块结合”的多部门创新与扩散分析方向拓展。本文主要是分别对中国政府“条条”与“块块”两种结构下的创新与扩散的分析,也即是说我们主要是分别对上下级职能部门或上下级政府展开分析的,淡化了上级职能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联系。后续研究可以在此展开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