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十年间，上海的民俗变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探讨政府权威构建和维系的场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政权首先面临的就是构建和维系政府权威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政府必须在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进行努力。民俗变革也正是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对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民俗变革的缘起进行分析。社会发展是民俗形成、变异的动力，近代上海都市民俗在世界城市化的浪潮中形成，展示出中西交汇、南北兼容、新旧杂陈的多元面相。与此同时，民俗的两重性特征，即：良俗推动社会进步，陋俗阻碍社会发展不会改变。政府将民俗变革纳入国家权力视野，不仅是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民国以来，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很快将俗为政先、以俗变政的理念付诸于实践，国民政府也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变俗以变政的努力。第二部分即第二、三章，主要考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上海市政府以俗变政，构建和维系政府权威的历程，兼论中央、地方、民众三者的关系。其中，第二章着重论述政府破旧立新、重建秩序的历程。在对破旧立新背景、历程、特点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别以破除迷信和推行革命纪念日为例，分析涤荡旧俗和铸模新俗的过程和民众的反应。结果显示，国民政府旧俗的涤荡充满波折，新俗的铸模亦陷入困境。于是，化解合法性危机，实现权力向权威的转化这一问题依旧存在。第三章论述政府如何通过化民成俗，推动社会进步。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高效能的组织系统，进行强制性社会动员，以推动民俗变革走向系统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强制性社会动员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其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异趋，由此产生了整合的需要。对此，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在社会整合力尚未崛起时，运用政治整合力试图唤醒市民现代意识的群体觉醒，引导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社会革新，促使社会整合力的养成；二是在双轨制制度环境下，向租界学习，积极引入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治理职能。最后，本文分别以集团结婚和丧葬礼俗为例，展示特殊时代背景下，政治整合力运作的场景。第三部分即第四章，通过对变俗与变政的结果及制约因素的分析，探讨政府权威维系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俗的关系。纵观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民俗变革，笔者以为，这场俗改凸显以人为本，贯穿科学精神，促进了现代性的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但是无法达成政府藉此巩固统治、维系权威的梦想。其两大制约因素分别为：其一，从共时性角度来看，被异化的“摩登”已然成为上海都市的象征，并成为引发地方张力的线索，中央变俗措施在地方被成功消解或转化；其二，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民俗的传承性成为政府强力介入民俗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长期留存的民间信仰和影响深远的宗法观念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资源：亦是变俗变政中巨大的阻碍。综而言之，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民俗变革的实质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以此实现夯实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构建和维系政府权威的终极目标，秩序与进步的偕同与纠葛正是民俗变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移风易俗过程中，现代国家更应该立足于民俗的“民”性，以“民”为本，以“民”为主，因势利导，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二者的关系，使传统民俗化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