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自有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们就孜孜以求的美好事物和优秀品质，然而人类对道德的祈愿似乎永远都未达到过理想的彼岸。物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可谓一日千里，道德领域的一切好像总是在“原地”踏步、打转，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类还会反复地回过头去向千年以前的人们学习如何才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型而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陷入到一种弥漫着无奈和无助感的失重状态；社会体制的相对滞后而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又使人们在思想观念、道德信仰、社会理想和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产生了诸多困惑和迷惘。问题的存在究竟是源于人类情智的退化或是理性的困顿和无奈，还是源于人类对物质领域的加速度开拓使得精神世界跟不上前进的步伐?我们如何才能走出这矛盾的生活，冲出这心灵的困惑，迈向理想生活的一个个彼岸呢?对此，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答，但有一点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上述问题的存在，与每个时代的人们构建道德的理念与实践道德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每个时代道德建设的实效性紧密相连。正因如此，如何实现并不断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性，就成为了每一个社会都孜孜求证的重大问题。我国也不例外。本文正是试图以此为目标，通过对影响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各种原因的剖析，在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增强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理论原则和基本对策。整个论文共由八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导言中主要对选题的缘起以及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对当代我国道德建设问题的研究概况做了初步的综述。在第一章“绪论”中，围绕“道德建设”基本范畴，阐明了“道德能否建设”、“何谓道德建设”、“道德怎样建设”以及“何谓道德建设的实效性”等基本问题。对“道德建设”这一范畴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对“道德建设”基本概念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二章以“衡量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两个维度”为题，对该如何衡量道德建设的实效性进行了论证，指出“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与社会的文明程度”是衡量道德建设实效性的社会维度，“社会成员道德信仰的普遍确立”是衡量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个体维度。两个维度之间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最终的目标都在于社会关系的和谐和社会风气的美善。在此后的第三章中对我国道德建设的现状进行了考察与评价，并且对道德建设低效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究。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存在着“滑坡”还是“爬坡”、“工具”还是“目的”、“适应”还是“超越”的争论与求证，在建设的实际效果上存在着“投入”与“产出”之间严重失衡的问题，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化、形式化的倾向。在接下来的第四章中，在总结现有的道德建设原则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增强道德建设实效性应该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即“实践至上原则”、“物质基础原则”、“教育人本原则”和“制度保障原则”，对已有的道德建设原则进行了梳理与整合。第五章的题目为“提高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主要对策”，是整个研究的重点。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应该采取的主要对策，即发展经济、改良教育、强化实践、完善规范、突出重点、优化风习、引导舆论、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八个方面连横互动，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概括性和系统性上较之以前的相关研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第六章以“提高我国道德建设实效性的基本路径”为题，对道德建设路径进行了研究，对传统三大领域的道德建设进行了新的审视，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要提高家庭道德建设的实效性，首先要实现传统“孝”文化的现代转型，其次要实现“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有机结合。要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实效性，就要在敬业精神的培养和职业道德规范的优化上下功夫。而提高社会公德建设实效性的关键则在于培育公民的道德精神和健全公共生活领域内的道德赏罚机制。最后一章是“对国外道德建设经验的借鉴”，选择了新加坡、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作为样本，对其道德建设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行动哲学”是新加坡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指南，“企业集团主义”是日本道德建设的有效推进器，而自由与公正则是美国道德建设所遵循的核心原则，研究的目的旨在为提高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实效性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