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城镇化已进入新的阶段,国家又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把“长江经济带”与“城镇化”结合起来,研究特定区域的城镇化现象,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然而学术界对此方面研究却并不多见。通过对城镇化空间效应的系统梳理,构建融合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模型框架对带状经济城镇化的空间效应的探讨,并运用实证方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空间效应指由于区域间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经济社会空间格局以及对以往的格局造成影响,并使其发生变化的过程。城镇化空间效应问题可以归结三个方面：城镇化的空间结构问题、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问题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城镇化的空间结构问题主要指城镇化过程形成的空间格局,包括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城市体系的规模格局以及城市的经济分工格局三个方面;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以及区域和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城镇化的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重点关注城镇化的过程中区域间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现象。第二,通过构建包含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框架,建立了包含一个封闭区域的理论模型讨论城镇化问题,发现在二元经济中,户籍歧视不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户籍歧视使得农村劳动供给变得缺乏弹性,并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使得那些有去城市工作意愿的人放弃了向城市移民,从而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错配。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继续工作,因而不利于农村隐性失业的减少,更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进一步放松户籍管制,减少户籍歧视,有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红利”的进一步释放。然后把一个封闭区域的模型扩展到两个区域的开放贸易模型讨论劳动力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时的城镇化问题。发现当劳动力可以自由在区域之间流动时,一个区域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不仅能提升本地的城镇化水平,而且由于区域城镇化进程中的竞争作用而会促使另外一个区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完成,并间接提高另外一个区域的居民福利水平。从而在存在区域竞争的条件下,一个区域的工业化存在“空间外部性”,它能够改变另外一个区域的城镇化状况。这意味着促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的完成,减少市场和行政分割,将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当把两个区域的模型扩展到三个区域的线性模型时,发现距离可以通过空间临近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而发挥作用。空间临近效应由市场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两种效应组成。市场价格效应指由于距离较近而导致贸易成本的下降,从而使得区域价格指数下降的效应；市场规模效应指的是由于距离的拉近而导致区域本地市场规模受到限制的效应。空间扩散效应指一个区域距离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的距离越近,它本身的城镇化水平会越高。空间临近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意味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拉近同工业化水平发达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的“距离”,对于提高本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有积极的作用。区域之间应该尽量减少交易成本,这将有助于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第三,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首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明显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较大的层级,且东部的城镇化水平要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东中西三大层级内部的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又是以城市群为载体表现的,城市群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城市群内部的差异。同时,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区域,城镇化率还存在空间正相关的现象,即城镇化水平较高城市周边的城市也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其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呈由西向东的单向流动,并且这种流动造成了城市规模体系的差异,那些拥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分布出现了“倒三角”形,表明人口过多地向超大和特大城市集聚,小城市却发展不足。同时,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城市群的城市结构分布呈现了“葫芦形”,特大城市过大,大城市和小城市数量不足。再次,从经济集聚和空间分工的角度,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经济集聚和空间分工具有空间连续性特征,究其原因,除了受“第一自然”的影响外,城市本身的集聚力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样重要。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几个方面的考察可以认识到,空间的因素已经对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空间集聚和扩散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表现。第四,通过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定量评估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空间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在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全域均存在趋同现象,趋同的速度为西部)中部)全域>东部。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城镇化正处于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阶段,且其各个区域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所以各个区域城镇化水平提升受到的制约也不一致。因而需要对症下药,方能实现城镇化水平的全面协调发展。对于长江经济带东部区域,要继续保持区域经济高度集中和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降低户籍歧视程度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于长江经济带中部区域,应保持本区域经济中高速增长、提升城市工资水平并减少户籍歧视程度,同时注重以“城市群”为对象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促进区域工业化,并加强区域的开放程度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于长江经济带的西部区域,应保持本区域经济中高速增长、减轻户籍歧视程度并以城市群为基础推进区域工业化进程。对于大部分区域而言,相比于本城市的相应政策和条件,其城镇化水平更多的会受到其周边区域的相应政策和条件的影响,因此在制定城镇化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协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区域起飞发展的前提条件,虽然现阶段对本地城镇化的作用不明显,主要表现为促进大城市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但长远看,交通基础设施能吸引人口回流,对推进本地城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建立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体系势在必行。第五,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市场潜能的计算以及城镇化路径的讨论发现：以GDP和人均GDP为代表市场潜能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核心——外围”结构以及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均有“中心城市”存在。东部城市群成为了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而中部的武汉、长沙以及西部的重庆则是未来城镇化“中心城市”的潜力点。无论是以GDP计算的市场潜能还是以人均GDP计算的市场潜能,在作为自变量时均与区域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区域市场潜能的增加确实能够引起人口向本区域流动,从而形成新的区域中心城市,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建设中心城镇成为带动城镇化进程的“点”,再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拉近周边区域同“中心城市”的距离形成“片”,最终通过高铁等快速交通格局或水运等大交通骨架形成“线”,不同的“线”交错成网,从而促进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这可以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一种建设思路。在推进城镇化的路径方面,发展大型城市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从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尽管在短期内集聚有可能会带来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是长期来看,从集聚中走向均衡,是长江经济带推进城镇化均衡建设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