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志是地方志的一个分支,是研究乡村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与府县等志相比,我国现存旧村志较少,不被人注意也鲜少付梓。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山西现存民国时期村志仅有5种,即《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阳城大宁乡小志》《洪洞县蜀村志》《灵石县西河底村四字联语志》和《虞乡县第三区黄旗营治村志》。山西现存民国村志多为私修,其编纂者以教员或从事教育行业的文人为主,体现了地方文人对家乡的热爱以及为家乡教育和文化事业做贡献的事实。村志编纂者自身的素质抑或是个人履历对村志编纂有着重要影响,村志作者出于存史以资征考的目的以及怀揣的桑梓之情,是民国山西五种村志得以编成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官修县志活动以及民国山西村治运动也促进了村志编纂;另外,民国时期已有官方督修村志的活动存在,《黄旗营治村志》即是在官方要求之下纂成的。民国山西五种村志的体例大体上仿照县志,但相较于体例完备的府县等志,村志在规范性上稍显不足。村志记述范围小,其门目设置较为灵活,内容也更加微观和具体;在内容的选择上带有作者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五种村志的编纂均注重实地调查,在行文中重视对所载事物的考证。此外,五种村志亦存在缺陷,如内容或史料引用不准确,以及衍字、讹字、脱字等,在利用时需多加注意和甄别。民国山西五种村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方面,五种村志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关于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风景以及人文历史古迹的记载,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村志所载民国时期乡村自治在农村的实践状况,是研究山西村治不可忽视的一手资料;五种村志对于各村商人、商业状况均有记载,能体现出晋南、晋中商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村志对于各村学校教育的记载较为详细,有的村志作者还在志中提出诸多关于教育发展的建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村志中存录了一些已佚碑刻,对于研究当地寺庙、宗教发展以及民间信仰有重要参考价值。村志的序、跋、凡例中有村志编纂者对于方志编纂理论的探讨,如“志乃史家支流”“村志为县志基础”等观点,体现出村志编纂者的修志旨趣,也是民国时期方志理论发展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