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签署《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而《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公约(草案)》的谈判工作也将落入尾声。如果两大公约今后对中国生效,则这两个公约、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以及其他已加入且存在司法协助规定的国际条约将共同构成中国法院确定是否提供司法协助的法律渊源。条约关系条款在条约冲突时发挥着“条约适用”的指引功能,是解决条约冲突的出发点。如何更好发挥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条约关系条款的作用,针对条约关系条款的立法研究也就具有现实意义。在民商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国际公约中,条约关系条款立法以条约适用为中心,其立法精神可概括为“条约适用本位”,在这一基础上,条约关系条款呈现四类立法模式:(1)一致解释原则;(2)不影响原则;(3)更优权利条款;(4)不减损其他公约的适用。这些立法模式均为其他条约的适用留有空间。以此为参照,我国已缔结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仅3项条约规定条约关系条款,这些条约关系条款以国家的条约义务为中心,其立法价值取向可概括为“国家义务本位”。民商事司法协助贯穿国际民事诉讼的始终,而国际民事诉讼在本质上解决的是私人利益再分配问题,司法协助的请求主体通常为私人,国家机关在其中更多地扮演一个传递的中间角色。因而,条约关系条款过度强调条约义务可能与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所蕴含的私法精神不相契合。并且,现有的条约关系条款可能会使条约当事国面临条约义务履行的困难,且难以直接有效地解决条约冲突。对于中国今后缔结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条约关系条款规定,可以采取“条约适用本位”的立法价值取向,选择以“不影响原则”为主的立法模式。但是,简单的“不影响原则”可能仍无法直接有效地发挥条约关系条款的作用。由于“不影响原则”的立法模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即使与之冲突的其他条约优先适用,或仅是承认其他条约具有优先适用的效果,但该条约与其他条约仍属于平行适用关系,因此,仍需要通过补充资料对该条款的目的进行解释。并且,仅选择“不影响原则”的立法模式,冲突条约的条约关系条款互相指向另一项条约可以优先适用,此时则产生条约关系条款之间的冲突,在这一情形下,仍需诉诸条约法理论确定优先适用的条约。所以,条约关系条款的立法模式可以“不影响原则”为主,在这一基础上结合解决条约冲突的条约法理论,以明确当事国解决条约冲突的意图,并更好地发挥条约关系条款解决条约冲突的作用。以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和《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公约(草案)》为视角,构建条约冲突的理论模型,从而探讨解决条约冲突所适用的条约法理论:(1)如果前后条约当事国完全相同,后法应优先适用;(2)前后条约当事国不完全相同时,根据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及条约相对效力原则,适用当事国共同缔结的条约;(3)前后条约当事国完全不相同,则缔结这两个相互冲突的条约的当事国可选择其应履行的条约,但应对未履行条约的另一当事国承担国家责任。因此,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条约关系条款可采用“不影响原则/更优权利条款+后法优先原则/适用共同缔结条约”的立法模式。